他是北京胡同里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如果不是我关心胡同，关心古都的存亡，我也许不会偏偏走进这条胡同，我也许永远不会认识他。

　　恰好他的胡同正在被拆掉。不知怎么就到了他家门口。门铃是哑的，门也没有上锁，我进去了，一抬头认识了他，也撞见了一幕凄惨的景象，那是从街面上瞅不到的，那是电视台摄像机没拍过的，那是住在机关大院里的北京人想象不出来的，一座几天以前还很完整的私家四合院，仿佛从里面挨了一颗炸弹，好端端炸飞了两间屋子。院里仍然活着的人突然间竟要每天面对着几个大空洞吃饭、睡觉……

　　他告诉我他和兄弟姐妹在这儿已经住了４０多年，他舍不得走，他告诉我已被掀掉的每一块砖头都揪着他的心。这是一个寒冷的傍晚，早已入春的北京不知为什么又会扬起夹着雪花的大风，风嗖嗖地闯了进来，灌进这座已经没有遮拦的小院，也顺着被铁镐震烈的墙缝刮进他还在严守的小屋里。不得已，他的大哥和弟弟已经签了字搬走了，临走时几个人抱头痛哭。

　　但他告诉我他要一直在这儿挺下去。这儿是他的家。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硬要轰他走。一个好好的家庭为什么会转眼间四分五裂。看着他，又看了看这个曾经幽静的院子。院子里长着一棵粗壮的香椿树。

　　我走了。我告诉他我会帮助他。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等香椿树出叶儿了，我要送给你头一片叶子。”我被深深地感动了，说这我一定要。

　　我在等着那头一片香椿叶。

　　１９９８年４月，我品尝到了那头一片香椿叶，北京城里最香的一片香椿叶。周围的居民已经快被拆光，只剩下了手里拿着宪法的二十几户人家。

　　一年以后，１９９９年的春天，我手里又有一捧他家的椿树叶。

　　１９９９年５月，他正在吃晚饭，屋里的立柜倒下了，一辆施工车从墙外撞进来，天摇地晃。

　　６月，他在一间四面透亮的小屋残垣中种上了花草，湿润润的鲜艳。废墟里留下的野蛮与植物温和的清香形成了剧烈对比。

　　１０月，曾悻悻离去的那些人又扛着镐回来了。那些人砸灭了路灯，再停掉了水和电。那些人在夜里用砖头打碎了居民家里的玻璃，在黑暗中开来了铲车，又拔出刀子刺伤了居民。二十几户人家大多数都被吓跑了。

　　１１月，他在上班，家里只有一双子女。一辆推土机连招呼都不打就要上去推房子，孩子们用身体挡住了履带。

　　１２月，每天晚上都有些人进入他家威逼。我看到他搂着香椿树和它说话，一边流着泪水。

　　２０００年１月，他扛不下去了，加之被非法损伤的房子始终得不到修缮，再不走就会让一阵暴风吹垮。

　　我心里充满了歉意，我已经尽了全力帮助他和他的邻居，但却始终没人理会我发出的呼救。我心里一阵疼痛，我知道我再也吃不到他家院子里的香椿树叶了。

　　摘自《齐鲁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