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我在方格稿纸上虔敬地写下这个地名，就像供奉心目中的一尊神——这是一座我热爱的东方化的都市，它在人文地理方面所具备的特征契合了我性格中庄严肃穆的属于信仰的部分。１９８９年的夏天，我提携着简陋的行囊出现在人海茫茫的北京火车站。为了投奔北京，我几乎来不及做更多的准备，只带着几本世界文学名著和一颗心就上路了。我暗暗鼓励自己：远离湘西的青年沈从文也是这样下火车的，沈从文甚至没休息一下就去拜访鸦声如雨的大前门。只听见命运打了个响指，我手持毕业分配派遣证在黑山派出所办理了登记手续，成为一名本地户口的外来移民。我没去大前门，我在恍若隔世的老胡同群落里转悠着：据说写《大堰河》的艾青，就居住在东城的某一座四合院里，我相信我会遇见艾青的。

　　我在北京，几乎每隔一年就要更换一座睡觉的屋顶。因而我的梦也像一册拆散的线装书，缺乏温情脉脉的连贯性。锻炼期间，邻近的麦子店街道借调我去搞人口普查，我便在那一片破旧的四合院群落里租了一小间防震棚改建的农民房。那是带家具出租的房间，而所谓的家具不过是一张老式八仙桌、藤椅和一架行军床。即使很久以后我艰难地赢得了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成功庆典，也会对寄宿北京的最初几个冬天记忆犹新：那间６平方米的窝棚没有暖气设备，我作为南方人又不擅长生煤炉，便完全依靠血肉之躯以及硕果仅存的青春激情来抗衡无孔不入、地冻三尺的严寒。我一下班便蜷缩进两层棉被的行军床上，悬挂在脑袋上的吊灯散发出有限的温暖，我便哈着气暖暖手指，去翻动横陈在脚前的厚重书页。我有好几个合订本的文稿都是在那架行军床上写下的，我把它假设成马背吟诗的乐趣。当这些洋溢着生命本质光辉的文字陆续出现在各省市报刊的一隅，远方的读者，不可能了解它们在一灯如豆下诞生的过程。

　　我又不断地在物质势力的驱逐中搬家。甚至还曾在本单位的书库里搭床寄宿了春夏秋冬几百个夜晚。由于这种生活的流动性，我尽量避免添置任何可能在搬迁中造成负担的个人用品——书籍与换洗衣服除外。我对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奢求：拥有笔、纸以及旺盛的创作激情，是我幸福的唯一前提。我偏爱这种理想主义的生活框架，四海为家。我有一篇曾经被转载与传抄的散文，就叫做《我的灵魂穿着一双草鞋》。我说灵魂需要一双合脚的鞋子，它随时愿意以浮名与虚利作为交换。人的一生，不就是寻找一双与自身的审美与价值观念最为吻合的鞋子吗——哪怕它表现为某种生活方式，思想境界抑或某一瞬间心灵的默契与抚慰。

　　我认识好多从外省闯荡京城的文化界人士，哪怕他们今天胜券在握，也未敢淡忘或忽视创业期间的艰难。他们都是从两袖清风的自我起步，直面人生的惨痛而背水一战，终于以不计代价的拼搏获得思想的递升，成为精神的富翁。外地人在北京，破釜沉舟之后不敢再寄希望于命运，只能依靠勇气、忍耐、勤奋等人格魅力作为反驳外界压力的武器——这恰恰是赢得曙光至关重要的因素。不要以曾经是雾都孤儿为耻辱，生命中可以省略一个花季——只要能把果实累累的秋天圆满地兑现，就不能算遗憾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