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２年的岁末，本报的新闻热线电话格外多，干活拿不到工资，是他们反映最集中的问题。

　　每接听一个电话，阅读一条线索，心情也随之沉重。听着电话，我仿佛看到了一双双充满着渴望的眼睛，而一个个的热线电话，包含着他们对媒体的信任。

　　帮助农民工维权，帮助农民工讨要工资。经过和同行的热烈讨论，《让农民工拿着工资回家过年》的新闻策划就这样出炉了。

　　还记得第一次帮农民工要工资的情形。那是个星期五的上午，我和市劳动监察大队的执法人员来到了陇海中路的一家建筑工地，已经有６０多位农民工在寒风中排队等候，不少人手中拿着本，或者是小纸条，当我从他们身边走过时，能感觉到聚焦在自己身上的一道道渴盼的目光。

　　“是你们投诉吗？”“工资，发工资了。”我扬起手中的采访本，冲着他们调侃打趣。心中不想让气氛太冷清，不想让我们的距离太远。几次打趣果然有效，不一会儿，就有农民工争着向我介绍情况，什么时间干的什么活、应该拿多少工资等，根据他们提供的账单，建筑单位欠他们的工资款应为十万多元。

　　“要对政府有信心，要有理有据地依法讨要工资。”我一边劝说农民工，自己也在一边犯嘀咕，“十几万元能当场要回来吗？”随后，劳动监察执法人员开始工作：一遍又一遍地督促项目开发商、建筑商到现场解决问题。过了中午１２点半，还不见有关负责人的影子，自己站在工地上又饿又冷，真想找个地方吃一顿暖和暖和，可又担心开发商来了我们不在场。就这样我们坚持着，大约中午一点多，开发商来了，又经过几个小时的协商，当天下午５点，农民工已经开始排队领工资。

　　至今还忘不了寒风中排起的长队，忘不了拿到工资后农民工的笑脸。那一刻，我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感觉到被社会需要的价值，感受到一份为民服务的责任。

　　《让农民工拿着工资回家过年》的策划活动开展了４０多天，我走工地进宿舍，也奔波在采访的路途中，如果说收获，除了为农民工要回几十万元的工资，发了２０多篇新闻稿件，更重要的是，通过自己的采访活动，把党和政府对农民工的关心送到农民工身边，把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播撒到了农民工的心田。

　　时光如梭，我们的建筑行业也越来越规范，农民工的工资权利越来越有保障，农民工集中讨要工资的现象也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成为历史的记忆。但作为一名记者，关注民生、参与生活的责任却一刻也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