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肯定彭帮怀状告教育部是否有哗众取宠之嫌但我们希望这是一次具有“标本意义”的义举。

　　窃以为，此案的“标本意义”首先在于它彰显了一位教育工作者的良知。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试想连教育工作者都面对着漏洞百出的所谓权威教材何谈解惑那可真是应验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话。所幸正是由于彭帮怀的认真甚或较真才使误人子弟的悲哀降低到了最低程度。

　　此案的“标本意义”还在于它以微言大义给教育部门敲响了警钟。它敲到了教育部门的“钟点”上教材越出越多价格越来越贵质量却越来越差。彭帮怀此举也许是许多人都想做却没去做的一件事。

　　此案的“标本意义”更在于它打破了某种意义上的潜规则。按理说“问题教材”的最大受害者是学生及其家长他们理应是第一原告而同是教育部门的彭老师应该遵循行行相护、相安无事的潜规则才对可是，彭帮怀这个“异类”却代表着最广大学生和家长的利益而呐喊实在难能可贵。

　　尽管彭帮怀所挑出的６２处标点错误还需要进一步认定，尽管此案能否打赢还有很多悬念，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本案“价值远远大于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