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面前的殷承宗，南方口音，一脸温和的笑，想象不出他就是当年抬着钢琴到天安门广场演奏，又曾将名字改成“殷诚忠”的那个狂热的年轻人。

　　当年，为了让自己钟爱的钢琴不至“灭亡”，殷承宗曾改编、创作了一系列作品，使钢琴发出他所理解的“革命”的声音。那些与当时政治气氛高度契合的作品，又使他身由不己地卷入政治风浪，转瞬跌入人生的另一面。

　　鼓浪屿的童年

　　我的钢琴之路与很多人不同，１２岁前，我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钢琴专业训练。

　　１９４１年我出生在厦门鼓浪屿，那时小岛是外国租界，有１２个外国领事馆。我们小时候都在教会小学，听到很多教堂音乐，无形中就受到了西方音乐的影响。此外，抗战胜利后，很多留美、留英人士回到鼓浪屿，使岛上文化也一度兴旺。他们中不乏音乐爱好者，经常开家庭音乐会，我们小时候都趴着窗子看，有弹钢琴的、拉小提琴的，这样的氛围对我的钢琴之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３岁那年，我的姑夫林文庆——他是被陈嘉庚请来的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离开厦门去新加坡前，把一架钢琴留在我们家里一段时间，我与钢琴的第一次接触是从这时开始的。姐姐们会弹，我也跟着学一点。六七岁临解放时，我的同父异母哥哥从上海去香港，说是把钢琴“暂存”在我们家，但走了以后再也没回来，就这样，我算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架钢琴。

　　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个太太，童年时父亲的大太太——我的“大妈妈”还在大陆，她很有钱，我替她摆鞋子，她给了我２美元。我用其中１美元跟教堂里牧师的太太学了１个月的琴，另１美元买了给儿童学琴的谱子。我很小就对钢琴感兴趣，小时候听唱片，虽然还不识谱，但我会在钢琴上试着找那些音。我还喜欢即兴演奏，客人来的时候就跑上去表演一段，直弹到被别人轰下来为止。每当高兴或不高兴，都想用钢琴来表达。

　　一直到９岁之前，我都是自己在摸索。９岁那年，姐姐们想给我开一个独奏音乐会，一是想鼓励我，二是可能也想挣点钱。为此，她们给我找了个老师，算正规教了我几个月。我真的很喜欢，也很用功，把家里的琴弦都弹断了。姐姐一气之下把琴锁起来，中午放学休息，我就跑到人家练。那时我在岛上已经小有名气，９岁能开独奏会的孩子并不多，所以“九龄幼童殷承宗钢琴独奏音乐会”手写海报贴出来不久，３００多张票一下子就卖光了，这次演奏会的门票一下子把家里９个兄弟姐妹的学费都解决了。演奏会节目单现在还保存着，我当时弹的是舒伯特《小夜曲》、《军队进行曲》；肖邦的圆舞曲；还有我自己编配的《解放区的天》之类的革命歌曲。

　　周围很多人跟家里人讲，一定要让我走这条路。我也暗暗对自己说一定要走出鼓浪屿。可在那个时代，要走出来，谈何容易？父亲已带着大妈妈去了香港，母亲带着我们９个孩子在内地，姐姐们中学毕业就工作养家。那时我参加了许多社会上的工作，比如在合唱团弹伴奏。厦门音协对我很好，１９５４年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招生，他们资助了我２５块钱学费。

　　母亲起初不同意，她舍不得我走，我安慰她说“你哭一天就会把我忘了。”于是一个人拿起箱子扭头就走，不敢回头。但一上了船，我就先大哭起来。

　　那时候厦门还是前线，台湾的飞机经常飞过来，一炸就十几个小时，我们小时候常在战壕里爬来爬去。福建一寸铁路没有，要先坐卡车出来，头上还戴着树枝编成的帽子以便隐蔽，飞机来了要赶紧躲。我一直生活在岛上从来没坐过汽车，所以一路上晕车晕得厉害，吐得一塌糊涂。出门时全部行李是一个小箱子和一把伞，吐得我最后把伞丢到哪里也不记得了。

　　在卡车上颠簸４天到了江西上饶，才看到火车。再坐一天火车，终于到了上海。那一年我只有１２岁。

　　附中的生活一开始还是有点辛苦，那一年正好是苏联从莫斯科派专家来，苏联老师谢洛夫给我的功课非常难，他又是第一位派到中国的专家，每堂课都有很多人来观摩，所以每堂课都等于在表演一样，中学期间我跟过４位苏联专家。这几年的专业化训练，为我一生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

　　出国比赛之路

　　１９５８年，我第一次赴罗马尼亚参赛。由于刚更换老师，没足够时间准备，仓促上阵，没能拿到什么名次，但已经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路上走了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