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一个区域的发展能引起全国人如此的关注,苏南是很少中的一个。
改革开放30年来,苏南的每一次变革与创新都牵动了其他地区的发展神经,“苏南经验”在全国各地被一次次地仿效和复制。
30年的快速发展,让苏南率先进入到工业化后期,如今,苏南区域发展又面临新的转折点。当经济数据无力掩盖苏南发展模式之弊时,传统的苏南发展模式也就走到了尽头。从“铁本事件”到跌入“只长骨头不长肉”的争论漩涡,再到太湖水危机,苏南经历了漫长的痛苦与焦虑。
十七大召开前夕,江苏省召开高规格的苏南工作会议,在对苏南发展进行全面审视的同时,也规划了苏南转型的“路线图”。眼下,苏南正在全力推进继乡镇企业和开放型经济之后的第三次转型。从重点发展到优化发展,不仅是苏南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和发展目标的转换,更在宏观层面上与科学发展观丝丝相扣。
我们期待,经过第三次转型后,科学发展的“新苏南”能够再次引领全国。
寻找苏南新竞争力
在经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外向型经济崛起之后,苏南的第三次转型已经揭幕。面对传统竞争力的逐渐丧失与快速发展的后遗症,江苏省上下一度感到困惑和迷茫,苏南急于寻找转型的突破口,找到发展的新动力。
“苏南各市县正处于人均GDP从3000美元到10000美元的快速增长期”、“苏南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苏南地区今年将率先达到全面小康水平”,当苏南各地正在开启香槟庆祝经济发展的巨大成果时,却不得不面对太湖水危机的尴尬。然而环境污染问题只是冰山一角,站在新一轮发展和转型期的苏南,要面对的还有更多深层次问题。
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之后,苏南通过招商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又一次引领了全国区域经济发展,这一模式在2003年达到巅峰。外向型经济为苏南带来飙升的数据和一系列极为诱人的光环,2003年以来,苏锡常地区所有的县(市)都进入全国百强县,其中前10强中苏南牢牢占据6席,2006年更达到7个,昆山连续两年荣登全国百强县之首。苏南成了全国百强县最集中的地方,其强大的竞争力可见一斑。但随之而来的是,关键经济指标的回落,快速发展的种种后遗症,以及诸多“成长的烦恼”。
面对传统竞争力的逐渐丧失,江苏省上下一度感到困惑和焦虑,苏南急于寻找转型的突破口,找到发展的新动力。从年初的江苏发展高层论坛,到9月末的苏南工作会议,江苏省和苏南五市高层频频聚首,虽然会议主题各有侧重,但深层目标均直指——寻找苏南新竞争力。
“微笑曲线”背后的焦虑
在苏南地区的第一次发展热潮中,乡镇企业扮演了主角。当时间推进到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乡镇企业的衰落和“苏南模式”终结,苏南又形成了以政府主导下的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第二次发展热潮。在苏南第二阶段的发展中,外资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2000年以来,苏南地区每年实际利用的外资总量占当年全国总额1/4左右,从1996~2006年,FDI总额近900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100多家落户苏南。一个昆山市,吸引的台资已占全国总额的12%以上,近60亿美元,相当于整个上海市台资的总和。
大规模外资的进入为苏南第二次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苏南经济结构中,外资也占据了半壁江山。2003年,苏南招商引资额发展到了顶峰,这一年实际利用外资达到前所未有的133.75亿美元。拐点随之而来,2004年,苏南实际利用外资下降为92.04亿美元,台商投资出现负增长,下降幅度之大令苏南各地措手不及。
利用外资的减少直接导致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的回落,经济开始出现放缓迹象。此后,苏南各地虽然几经努力,但都未能恢复到2003年的利用外资水平,下降趋势已不可避免。
面对最重要的竞争力逐渐丧失,苏南各地的焦虑与困惑可想而知。
苏南地区在利用外资压力与日俱增的同时,“外资依赖症”明显暴露出来。2006年,苏南地区外资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66.32%,外贸依存度超过100%。其中,苏州市外商投资在二产中的比重达到55.9%,无锡达到40.99%;苏州外资企业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90%,无锡达到72.5%。外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之高,这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
“苏南经济发展表面上看很热闹,但实际从中得到的利益和主要经济指标是极不相称的。”江苏省发改委研究室主任顾卫东分析认为。现代产业价值链的利润呈现一个“V”字形,即所谓的“微笑曲线”。在这个曲线中,一头是研发、设计,另一头是销售、服务,中间是加工生产。一般而言,处在两头的产业利润率在20%至25%之间,而处在中间的加工生产产业的利润只有5%。在苏南的产业结构中,制造业所占的比重较高,整个产业结构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总体处于利润和技术的低端环节。
同时,外资控制下的加工贸易发展模式还可能出现“飞地效应”。虽然苏南吸引外资的规模和质量都在提升,已有超过百家的世界500强企业落户,但是与这些企业在全球的规模相比,外商在苏南的投资量还很小,与本地产业的联系比较薄弱,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难以形成,经济发展后劲严重“打折”。随着苏南成本优势和土地价格、税收优惠等地方政策优势的丧失,外资随时会发生迁徙。一旦外资撤走,对苏南经济将造成严重的打击。
发展外向型经济犹如一把双刃剑,处在工业化后期的苏南,继续维持利用外资带来高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相当困难。转变和升级经济增长方式,对于苏南来说已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需要。
粗放式增长之痛
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授予的全国首批6个国家生态城市中,苏南就占了4个。理论上说,苏南应该是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却是环境保护先进城市,这让苏南人引以为豪,也令外界很多人迷惑不解。但随后的一场太湖水危机,颠覆了苏南发展模式和发展成果,彻底暴露了苏南粗放式经济发展的后遗症。这对于正在积极寻求新竞争力的苏南各地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从乡镇企业到外向型经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苏南根深蒂固。”江苏省社科院专家顾松年分析认为。在苏南的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一直保持在60%以上,是全国制造业比重最大的地区,其中,重化工业率在70%左右,而第三产业和拥有核心技术的现代制造业比重很低。大量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给生态环境和土地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苏南是典型的“环境透支型”经济增长方式。
苏南与太湖相伴,因水而得利。然而太湖流域每年高达50多亿吨的废污水排放量,已大大超过太湖水体的承载力。据测算,若要达到水体自净功能的要求,至少要减少40%排污总量,水环境污染已影响苏南地区的用水安全。中科院南京土壤所曾对苏南的土壤进行测试,发现了100多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这些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正是外商在苏南各地投资建立的电子工厂。
“经济实力增强后,做到生态环境方面的治理和美化、绿化,创建国家生态城市并不难,而要真正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却绝非易事。”江苏省委党校关于“新苏南模式”的调研报告中分析认为,虽然近年来,苏南地区不断加大污染治理力度,但在人口众多、经济密度高、环境承载严重超负荷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运行成本不仅会不断地上升,而且环境治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局部有所改善、整体仍难好转”的困局。
快速的粗放式增长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水荒、地荒、电荒,甚至民工荒现象愈演愈烈,苏南正面临着严峻的资源和能源瓶颈。特别是土地方面,多年来一直处于用地高峰期,苏南每年用于引进外资的土地就至少需要10万亩,而江苏省给苏南的土地指标仅够当年新批项目土地需求量的一半左右。目前,多数地区人均耕地面积已经低于国际通行的0.8亩的粮食安全警戒线,昔日江南鱼米之乡的美景,正在成为一种记忆。工业化、城市化的继续发展,已经面临着无地可批的窘境。2004年,发生在常州的“铁本事件”,土地违法是焦点之一。而铁本事件与今年5月份的太湖蓝藻危机,把苏南经济增长的弊端完整的暴露出来。
转变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三高一低”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解决制约苏南发展的“硬约束”,成了苏南第三次转型的首要任务,也是苏南构建新竞争力的最重要前提。
苏南外向型和粗放型发展模式,带来了经济发展速度和总量上的飞跃,但这种发展模式的成果也受到外界的质疑。批评最多的就是“经济上去了,环境污染了”和“只长骨头不长肉”,意为经济增长与人均收入水平及生活质量的提高并不相匹配。苏南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才1万多元人民币。而同等的人均GDP规模,上海人均收入2万多元人民币,即使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重庆,城市人均收入也达到了8000元人民币。人们未能有效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实惠。
第三次转型探路
2004年年初,在苏南转型已经揭幕的关键时刻,胡锦涛总书记视察苏南,首次对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作出全面系统的阐述。对于新苏南转型来说,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正是新苏南创新发展模式的内在要求,也是新苏南赢得新一轮竞争的关键所在。从2004年开始,苏南踏上了艰难的转型探索之旅。
在2004年年初的江苏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正式提出“富民优先”的口号,富民工程成为苏南的首要工作,也是苏南转型迈出的第一步。然而,富民只是转型的目标之一。随后,江苏省委把“富民优先”扩充为“三优先”,即富民优先、科教优先、环保优先。2005年,在制定江苏省十一五规划时,又加上了“节约优先”,从而变为“四优先”。
面对苏南外向型经济竞争力减弱的趋势,江苏省委提出,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提升苏南国际竞争力的目标。与此同时,苏南各地通过学习同处长三角的浙江省,开始不约而同地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从“四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到发展民营经济,苏南的发展理念和路径正在逐步转变。但是,苏南第三次转型之路并不轻松。
以苏南发展样板的昆山为例。2006年,昆山在苏南率先达到全面小康的4大类25个指标的标准,经济指标上的优异数据让昆山又一次成为江苏各地学习的榜样。2006年年初,江苏省委、省政府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昆山之路”。但对于新苏南转型来说,昆山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总量,数字上的飙升并不能掩盖发展模式创新不足的事实。
2006年,昆山的外贸和外资依存度高达373%和94.1%;三次产业结构之比为1.167.931,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步履维艰,进展极为缓慢,经济结构矛盾突出。在第二产业中,最典型的是昆山一年生产的笔记本电脑占全球总量的1/3,但没有一台电脑具有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全部替外商加工组装,利润率极低;在内、外源经济比例结构上,2万多户民营企业注册资本仅为300多亿元,而5000多家外资企业却有180多亿美元注册资本,民营企业明显势单力薄。
虽然面临巨大的压力与挑战,但新苏南发展模式战略调整的基础和条件已经具备。苏南经济经过乡镇企业和外向型经济的前两轮发展,已具有较强的综合经济实力,不仅确保了固定资产更新换代的投资,而且使政府具有较强的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从而为第三轮苏南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通信设备、计算机以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发展迅猛,其总产值已居苏南制造业各行业的首位,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苏南科教资源较为丰富,科研力量提升很快,创业的综合环境优势也比较明显。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近几年的转型探索,苏南各地经济发展的理念,已经从量的增长向质的优化转变。同时,正在制定实施的主体功能区规划,也为苏南第三次转型提供了机遇。
9月28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召开了高规格的苏南工作会议,“由重点发展向优化发展转变”成为会议的主题,苏南第三次转型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正在变得清晰起来。
“再经过十多年的持续奋斗,努力建设一个经济充满活力、科教繁荣发达、社会稳定和谐、法制健全完善、文化特色鲜明、生态环境优美、人民生活幸福的现代化新苏南。把苏南建成创业者向往、苏南人自豪、外来客羡慕的‘东方新欧洲’。”苏南工作会议上,李源潮提出的“东方新欧洲”梦想,既是新苏南转型、构建新竞争力的最终目标,也是实现手段。 据《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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