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房地产开发，在一本杂志做的“职业受尊敬程度”评选中，房地产商是倒数第二位，仅次于坐台小姐。

　　其实，我上小学时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长大后，根本没有想到干上了房地产这一行。我出生和成长在甘肃天水一个偏僻小村庄的农民家里，周围都是很大很大的山，没有火车和汽车，人是很难走出来的。据老人们说，当年辛亥革命的消息，还是几年后贩盐的驼队传到我们村子的。我出生时是村上的接生婆到我家把我接到这个世界的，当时，接生婆的手很脏，我父母建议她先洗手，她拒绝了，说接生孩子还洗什么手。我爸爸对此非常不满，觉得太不卫生，所以，除我之外，我的弟弟妹妹都是我爸爸接生出来的，再没有聘请村上的接生婆。那是一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妈妈生完我们几个孩子后就瘫痪了，再也没有下过床，常年在病床上。所以，当时我下决心要当一个医生先给妈妈看病。

　　爸爸妈妈一定要让我们家的孩子上学，邻居们常说：你们俩读了那么多书，还受那么多罪，别让孩子们读书了，让他们帮帮你们吧，你们家是我们村子最贫困的。但父母没有听这些劝告，坚持让我们读书。上小学一二年级时，班上大约有三四十个同学，到了小学五年级毕业，只剩下十三个同学了，有几个同学是家里不让读书了，也有好几个是病死了。当时都说是病死的，大了才知道这些同学是饿死的，当时，他们脸上长满了营养不良造成的癣。

　　上了中学我住校了，我的理想又变了，那时我经常被饥饿折磨，看到食堂里的馒头和发糕，我的理想变成长大后当一名厨师，因为厨师能吃饱饭。

　　童年的经历对我未来的世界观有着重大的影响。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前后，我去了一趟香港，这一趟旅程对我心灵造成了很大的震撼，我看到了市场经济给社会带来的财富，看到了市场经济的效率。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中国人关心的还只是温饱问题，解决十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农村关心的是包产到户后粮食的产量，城里人关心的是工资和奖金这些生活基本需求。从邓小平南巡后，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经济，才有真正意义的财富。

　　后来我和张欣结婚了，她的背景是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发展经济的硕士，她的导师都是“左派”，是新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在澳大利亚度蜜月时，在悉尼的大街上就吵起来了，她赞成马克思主义设想的人类理想社会，认为那是最公正、最有人文关怀的。但我认为无论哪种社会制度，不能饿死人，饿死人就不是好的制度。因为这个我们吵翻了，分手了。我不会讲英文，也没有带钱包，但我知道悉尼唐人街的方向，于是我就一直向唐人街的方向走去。最后张欣追上来，我们和解了。之后好几年再也没有谈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事，也符合邓小平“不要争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原则。其实，现在回过头看，我和张欣之间的那场争论是很幼稚的。

　　这十几年，我们正赶上中国崛起的年代，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我们赚了不少的钱，钱越多，越感觉不平衡，越觉得有什么东西缺失了，是缺了什么？我在苦苦地思考，现在我还不能明确说出我们到底缺了什么，但可以明确的是，钱不是社会和我们每个人的唯一价值观和衡量标准，精神和物质必须要平衡发展，否则就像少了一只翅膀，不能平稳地继续飞翔。我相信思考和实践最后会给出答案，等我把这个问题想明白，我会再和大家来分享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