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总是嘱咐子女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尤其是在火车、大街等公共场合。母亲对父亲给予子女们的嘱咐总是随声附和，但是在不跟陌生人说话这条上却并不能率先履行，而且，恰恰相反，她在公共场合，最喜欢跟陌生人说话。

　　有一次，我和父母回四川老家探亲。在火车上，同一个卧铺里的一位陌生妇女问了母亲一句什么，母亲就热情地答复起来，结果引出更多的询问，她也就更热情地絮絮作答。我听母亲把有几个子女，都怎么个情况，包括我在什么学校上学什么的，都说给人家听，急得我用脚尖轻轻踢母亲的鞋帮，母亲却浑然不觉，乐呵呵一路跟人家聊下去。母亲的嘴不设防，总以善意揣测别人，哪怕是对旅途中的陌生人，也总报以一万分的友善。

　　有一年冬天，我和母亲从北京坐火车到张家口去，坐的是硬座。对面有两个年轻人，面相很凶，身上的棉衣破洞里露出些灰色的棉絮。没想到，母亲竟去跟她对面的小伙子攀谈，问他手上的冻疮怎么不想办法治治，说每天该拿温水浸它半个钟头，然后上药。那小伙子冷冷地说：“没钱买药。”还跟旁边的小伙子对了对眼。我觉得不妙，忙用脚尖碰母亲的鞋帮。母亲却照例不理会我的提醒，而是从自己随身的提包里摸出一盒如意膏，打开盖子，用手指剜出一些，要给那小伙子手上有冻疮的地方抹药膏。小伙子先是要把手缩回去，但母亲的慈祥与固执，使他乖乖地承受了那药膏，一只手抹完了，又抹另一只；他旁边那个小伙子也被母亲劝说得抹了药。母亲一边给他们抹药，一边絮絮地跟他们说话，大意是这如意膏如今药厂不再生产了，这是家里最后一盒了，这药不但能外敷，感冒了，实在找不到药吃，挑一点用开水冲了喝，也能顶事……末了，她竟把那盒如意膏送给了对面的小伙子，嘱咐他要天天抹，说是别小看了冻疮，不及时治好，抓破感染会得上大病症。她还想跟那两个小伙子聊些别的，那俩人却不怎么领情，含混地道了谢，似乎是去上厕所，竟一去不返了。火车到张家口，下车时，站台上有些个骚动，只见警察押着几个抢劫犯往站外走。我眼尖，认出里面有原来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两个小伙子。又听人议论说，他们这个团伙原来是要在３号车厢动手，什么都计划好了的，不知为什么后来跑到７号车厢去了，结果事情败露被逮住了……我不由得暗自吃惊：我和母亲乘坐的恰好是３号车厢。看来，母亲的善良感动了那两个抢劫犯，他们才没对我们下手。

　　母亲晚年有段时间住在我家，有时她到附近街上活动，那跟陌生人说话的旧习依然未改。街角有个从工厂退休摆摊修鞋的师傅，她也不修鞋，老去跟人家说话，那师傅就请她坐到小凳上聊。她们从那师傅的一个古旧的顶针聊起，两人越聊越近；原来，那清末的大铜顶针是那师傅的姥姥传给他母亲的，而我姥姥也传给我母亲一个类似的顶针。聊到最后的结果，是那丧母的师傅认了我母亲为干妈，而我母亲也把他带到我家，俨然亲子相待。我和爱人孩子开始觉得母亲多事，但跟那位干老哥相处久了，体味到了一派人间淳朴真情，也就都感谢母亲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丰盈的乐趣。

　　现在父母去世多年了。母亲和陌生人说话的种种情景，时时浮现在心中，浸润出丝丝缕缕的温馨；但我在社会上为人处世，仍恪守着父亲那不跟陌生人说话的遗训，即使迫不得已与陌生人有所交谈，也一定尽量惜语如金，礼数必周而戒心必张。

　　前两天在地铁通道里，听到男女声二重唱的悠扬歌声，唱的是一首我青年时代最爱哼吟的歌曲，那饱含真情、略带忧郁的歌声深深打动了我。走近歌唱者，发现是一对中年盲人，那男的手里捧着一只大搪瓷缸子，不断有过路的人往里面投钱。我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站住，想等他们唱完最后一句再投钱。他们唱完，我向前移了一步，这时那男士仿佛把我看得一清二楚，对我说：“先生，跟我们说句话吧。我们需要有人说话，比钱更重要啊！”那女的也应声说：“先生，随便跟我们说句什么吧！”

　　我举钱的手僵在那里，心里涌起层层温热的波浪，每个浪尖上仿佛都是母亲慈爱的面容……母亲的血脉跳动在我喉咙里，我意识到，生命中一个超越功利防守的甜蜜瞬间已经来临……

　　摘自《新世纪文学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