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大晚报》副刊的编辑，寄给施蛰存先生一张印在明信片上的表格，要他填写两个栏目：一是眼下在读什么书，二是要介绍给青年的书。施蛰存先生在第二栏写下《庄子》和《文选》，并且加了注：“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这个简单得几乎不能称其为“单”的书单，遭到鲁迅先生的痛批，施先生被斥为“遗少群的一肢一节”、“洋场恶少”，并且引起一场要不要读中国书的论争。

　　这场论争可谓影响深远，直到今天，有些人谈到读书，仍要提及此事，并要引用鲁迅先生在《青年必读书》中“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一语，以证明中国书不需读，或读不得。其理由，不外是读中国书会中传统文化之毒，思想腐朽僵化，云云。有的人还要引用鲁迅此文中的另一段话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年轻时，也是“不读中国书”的赞同者，并且猛读了多年的外国书。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读面的扩大，我开始对鲁迅先生此说感到怀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以写作为职业的人，还是要读中国书的。鲁迅先生不是也说“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吗？一个欲以作文为业而又不能作文的人，岂不是欲当厨师而不会炒菜吗？要想提高文学修养，提高写作能力，恐怕还是要读中国书。近来我读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发现鲁迅也为人开过书单，而且所列全是中国书，更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鲁迅这张书单，是１９１４年应许寿裳之请，开给他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长子的，且在书目后作了注：“……《唐诗纪事》四部丛刊本又有单行本；辛文房元人《唐才子传》；严可均《全上古……隋文》；丁福保《全上古……隋诗》（排印本）；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会大事，因其书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认为历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参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胡应麟明人《少室山房笔丛》（广雅书局本，亦有石印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世说新语》刘义庆（晋人清谈之状）；《唐摭言》五代王定保（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抱朴子外篇》葛洪（有单行本，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论衡》王充（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今世说》王日卓（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

　　细思之，岂止欲从事写作的人要读中国书，不从事写作的人恐怕也要读中国书。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读中国书，又怎能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思想文化，怎能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孰优孰劣，与西方文化有何异同？有的人把中国传统文化说得一团糟，但你若问他糟在哪里，他却说不出所以然；有的人把中国传统文化说得好得不得了，但你若问他好在哪里，他也说不出所以然；不过都是“矮人观场，随人说妍”，或是随波逐流，因上面提倡弘扬传统文化，跟着应声叫喊罢了。这些人为何如此，我想恐怕是不读中国书或少读中国书的结果。而那些动辄引用鲁迅先生的话，以证明中国书不需读，或读了就要中毒的人，也不过是不假思索，人云亦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