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几人不还朝受封，均逃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魔掌；二十人还朝受封之后，因阮小七在攻打方腊时，在方腊的内苑深宫里，看见方腊“伪造的平天冠、滚龙袍、碧玉带、白玉王圭，无忧履”，阮小七想道：“这是方腊穿的，我便着一着，也不打紧。”因此奸臣诬告阮小七“必致造反”，于是昏君宋徽宗就免了阮小七的官诰。柴进在攻打方腊时，伪充方腊的驸马，里应外合才打败了方腊。这时柴进寻思：“我已在方腊处做驸马，倘或日后奸臣们得知，于天子面前谗佞，见责起来，追了诰命，岂不受辱？不如自识时务，免受玷辱。”于是他主动弃官而去。其余受封的梁山弟兄，已经认识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狰狞面目，不少人也主动“修道”或者“务农”而去。这些人也都逃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魔掌。而宋江与卢俊义却“忠诚职守”，被百姓“颂之如父母”，却被封建统治阶级毒害而死，从而造成了梁山英雄的悲剧。施耐庵如此安排，真可谓呕心沥血！不还朝受封者，无事。还朝受封之后又主动弃官者，也无事。在任上忠心为政者，却被封建统治阶级迫害而亡。施耐庵以血泪之笔把矛头直指封建统治阶级。施耐庵者，虽是文人，实乃斗士也，也是较早埋葬封建社会的掘墓人之一。

　　四、《水浒传》是施耐庵泄愤之作

　　施耐庵从《水浒传》的“引首”一直到《水浒传》的结尾，不但深刻批判封建统治阶级，而且还指名道姓地声讨昏君宋徽宗，所以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的泄愤之作，李贽就这样评《水浒传》道：“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他又因《水浒传》评北宋时政道：“盖自宋室不競，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训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如处堂燕雀，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矣。”王仕云评《水浒传》道：“盖痛恶富贵利达之士，敲骨吸髓，索人金钱，愤发而创为此论。”燕南尚生也评道：“施耐庵先生，生在专制国家里，俯仰社会情状，抱一肚子不平之气，想着发明公理，主张宪政，使全国统有施之权，统君于被制的一方面，平等自由，成为一永治无乱的国家，于是作了这一大部书。”金圣叹评施耐庵道：“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持如是刀尺。”他还这样极为精彩地评价《水浒传》道：“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徽宗听林灵讲经，自称教主道君皇帝，盖妖魔之领袖也。”陈忱更是一针见血地评道：“《水浒》，愤书也。”

　　施耐庵作为文学家，他具有政治风度。在梁山英雄的悲剧之后，他胸中之情，已经凝结为梗在腑中之块垒，他为了倾泻腑中之块垒，于是他在《水浒传》的结尾时又奇思妙想地构思了“徽宗帝梦游梁山泊”一回。当昏君宋徽宗游梁山泊时，施耐庵让猛烈而又凶悍的李逵出场了。李逵这样斥宋徽宗道：“皇帝，皇帝！你怎听信四个贼臣挑拨，屈坏了我们性命？今日既见，正好报仇！”李逵“抡起双斧，径奔上皇。”使宋徽宗“吃这一惊，幡然醒来，乃是南柯一梦，浑身冷汗。”原来宋徽宗这次惊梦，竟是在妓女李师师床上做的。宋徽宗不想做的事，施耐庵牵着他的鼻子做，他又让昏君宋徽宗为梁山英雄塑真身，建庙宇，让百姓们代代朝拜，因为有一百零八位英雄护佑，百姓们“祈风得风，祷雨得雨”，年年丰收。由此可见，施耐庵之胆，何人能及！施耐庵构思之妙，何人能为！

　　综上所述，施耐庵之所以构思与描写招安问题，不是宣扬什么投降主义，其目的是要通过招安这个中心情节的展开，歌颂敢与封建统治阶级为敌的梁山英雄，同时也极为深刻地批判与鞭挞了以宋徽宗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所以说《水浒传》是人民性很强的著作，更是艺术性很强的著作，为此金圣叹还这样赞道：“《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之妙，《水浒传》已是件件有。”

　　《水浒传》是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百姓街谈巷说，有口皆碑，这就是炎黄子孙代代传颂的《水浒传》。若只承认《水浒传》是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同时又认为《水浒传》是什么宣扬投降主义的著作，岂不是以己之矛，对己之盾？所以只有正确认识《水浒传》的招安问题，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水浒传》，只有此才能慰施耐庵先生的在天之灵。此论如何？恭请方家批评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