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北京吸引了大量的外地人来这里淘金，加上中国人的老乡情结，于是形成了一些外地人的“城中村”。比如“浙江村”、“福建村”、“新疆村”等等。外地人影响了北京的生活方式，北京也接纳并改变了外地人的思想。正是因为这些外地人的大批迁徙和融入，北京才变得更加多元，更加包容。

　　二十年来，北京吸引了大量的外地人来这里淘金，加上中国人的老乡情结，于是就形成来自同一个地区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城中村”。比如北京的“浙江村”、“福建村”、“新疆村”等等。

　　浙江村：

　　最有活力的“城中村”

　　张景富的小餐馆在木樨园天雅服装大厦后面的一条小巷子里，巷子虽小，人却出奇的多，到处是肩背手提黑色塑料货袋或蹬着三轮车装卸货物的人。

　　北京木樨园、大红门服装商业街，年交易额３００亿元人民币以上，占据了北京服装业交易额的５４．５％。张景富的小餐馆占了地利之便，生意非常好。

　　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破落，一个个临时搭起的砖棚随处可见，街道又窄又脏，是一群浙江人把这里捣鼓成了长江以北最大的服装集散地，因此这里也被称为“浙江村”。

　　“浙江村”的范围主要在丰台区南苑乡的时村、果园村一带。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这里的房租非常便宜，距离赵公口长途汽车站、北京南站也比较近。

　　以浙江温州人为主的来京务工人员看中了这里的地理位置，陆续在这摆地摊做起了服装生意。

　　林立昌是最早一批来北京的浙江人，１９８５年他来这里时，整天背着一个大包，东躲西藏地摆地摊，两年下来也没挣到什么钱。

　　林立昌的命运转折在于抓住了一次机会，而他的经历也是“浙江村”形成的原因。

　　１９８８年，他靠倒卖皮夹克挣了一笔钱，于是他干脆在附近租了一间面积仅３０平方米的房子，自己办了一个加工厂，白天摆满缝纫机等工具，晚上就睡在地板上。

　　“白天干活，晚上睡地”是很多浙江人的发家经历。

　　那些年皮夹克非常火，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甚至许多外国人都直接来这里采购，林立昌经常几天不睡觉连续赶活。

　　后来自己实在做不过来，就找来了家里的亲戚，亲戚又带来了老乡，老乡又带来了自己的亲戚。

　　于是，在这里的浙江人就越聚越多，“浙江村”就是这样形成了。

　　“浙江村”逐步摆脱了那种低级的经营方式，林立昌也苦尽甘来，不仅有一个小型服装加工厂，在天雅、京园、龙秋等批发市场还拥有七个摊位，资产过百万。

　　从“浙江村”走出来的一大批富翁，在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后，开始涉足更多的行业。房地产开发、文化传播、矿山开采以及互联网等高科技行业几乎都有浙江人的身影。

　　福建村：

　　以建材生意为主业

　　在京郊立水桥以北１公里的范围内，沿公路分布着以福建人为主，经营木材、铝合金建材等大大小小的建材贸易公司，这里就是“福建村”。

　　“福建村”的兴起得益于１９８０年以来北京北郊大规模的房地产投资。

　　立水桥方圆十几公里的范围内新建的花园、别墅、公寓以及奥运村的建设，为建材贸易提供了很大的市场。福建建材商看好了这个机会，便纷纷在立水桥附近开起了公司。

　　福建人也是中国有名的一大商帮，福建泉州、晋江、石狮的服装鞋帽遍及全国，沙县人开小吃部，安溪人卖铁观音，莆田人除了做服装生意，还很善于经营医院，据说，全国８０％的私立医院的幕后老板都是福建莆田人。

　　新疆村：

　　曾经扎堆开餐馆

　　新疆村早在１９７０年代末就开始形成，分为两片，一片在甘家口，一片在魏公村，多以开饭馆为主业。

　　最初，在魏公村地区的几条街边上，由于有很多新疆人开的餐厅，附近居民的出租房大都出租给了这些新疆人，形成了“新疆村”。

　　但是由于拆迁和旧城改造的原因，新疆村消失了，但要在北京找一家新疆餐馆还是很容易。

　　“新疆村”起源于甘家口附近的西苑饭店。

　　西苑饭店兴建于１９５０年，当时叫西苑旅社，是作为团结穆斯林民族的窗口建设的。从１９５０年代开始，国家陆续从新疆招了一批厨师进京。新疆厨师们又慢慢地带来了他们的家属和老乡，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方面的原因，他们大多居住在同一区域，并多以开餐馆为业。

　　外地人影响了北京的生活方式，北京也接纳并改变了外地人的思想。正是因为这些外地人的大批迁徙和融入，北京才变得更加多元，更加包容。

　　摘自《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