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拿到一本《中国青年》杂志改刊版，似乎是征求意见本，感慨甚多。看看版权页，相识者已经不多。这是我做传媒的第一个岗位，我到《中国青年》是“文革”后筹备重新出刊之时。我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中《中国青年》的鼎盛，那时的发行量大约是８００万。之后从《中国青年》到《人民文学》，我又经历过王蒙时代《人民文学》的鼎盛期，那时的发行量１４０多万。这些曾辉煌耀目过的杂志，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了呢？

　　我一直为自己能亲历那个时代而感荣幸。那时的《中国青年》在北三里屯，办公在一单元，宿舍在二、三、四单元。办公楼其实只一个很小的院子，车库是会议室。那时每周都有各路思想最活跃者来往，或讲课或对话，真所谓激扬文字。活跃者从李洪林到王岐山到北岛，基本都是热心的扶植者。夏日晚饭后，小院便成为编辑部的聚会地点，从总编辑到各部主任，自然会到院里集聚，彼此传递消息。中心人物总是理论部的老主任，他联系着各路思想精英，小道消息总是最多。《中国青年》当时的总编辑是关志豪，他是思想活跃的核心，于是编辑部就吸引一批各地外省最活跃的思想青年。

　　《中国青年》复刊最值得骄傲的是“停刊事件”，当时编委会在面对压力时集体坚持，使这本杂志的创刊本身就成为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品牌，由此成为走在最前列那一批人的支持者。这本刊物在那时能形成一个思想核心，与总编辑真有很大关系。关于关志豪，我记忆最深的是，他与我们一批年轻记者编辑去看电影，可以一起骑着自行车在深夜的马路上飙车。

　　我在这第一个工作岗位所获得的启蒙是：一本好刊物，一定要有一个思想活跃的氛围，一支可以超前思考在别人前头的团队。它不是引领着就是被别人引领。

　　我从《中国青年》复刊那一年１９７８，一直待到１９８３年，这５年，《中国青年》有过站在思想解放前列、组织潘晓大讨论的骄傲。１９８３年关志豪与一批部主任因年龄而离开，一本刊物的一个黄金时代就此结束。有时想想这些刊物的衰败，作为亲历者，真有伤感徘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