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到交通，再到最基本的水、电、热，这些都属于每个人必需的公共产品，政府只能以绝大多数人的平均承受力为收费标准，以社会最弱者的支付能力为参照系。由于转移支付的滞后性和补贴的间接性、不确定性，绝大多数国家在公共品供给上都选择了以低价尽可能让更多人消费得起公共品，而不是依赖高收费之外的补贴，“富人搭穷人便车”是无奈的选择。

　　近来经济学家茅于轼又语出惊人，鼓吹中国大学应该涨学费：如果降低高校学费，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１月６日《南方都市报》)

　　在这之前，张维迎同样的观点曾引起舆论激烈的抨击。实际上不仅张、茅持此论，以“富人搭穷人便车”为由鼓吹公共品涨价已经成为经济学家惯常的论调。他们认为：很多公共政策，以穷人的名义制定，但是穷人没有得到太多的好处，富人却搭了便车。例如油价，中国当前汽油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但汽油一要提价就受到“穷人负担不起”的指责，实际上马路上开车的大部分人并非穷人，低油价受益最多的是富人；现在社会上炒得比较热的几项费用，比如教育、交通、住房，还有最基本的水、电、热的价格，都要防止富人搭穷人的便车。

　　防止富人在低价中搭穷人便车——这个涨价理由看似没错，其实不然。因为公共必需品上的“富人搭穷人便车”，这本就是一种正常状态，是政府为了满足公众基本的公共品需求而不得不承受的代价，不管最发达的国家还是最穷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是如此。为了让大多数人用得起起码的公共品，尤其是支付能力较差的穷人，政府必须尽可能维持公共品的低价，富人因为支付能力较强，当然就搭了穷人的便车。

　　从教育到交通，再到最基本的水、电、热，这些都属于每个人必需的公共产品，所以在这些公共品上，政府只能以绝大多数人的平均承受力为收费标准，以社会最弱者的支付能力为参照系。如果以富人支付能力为标准定价而实施高收费，富人是搭不了穷人的便车了，可社会大多数人就用不起电、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了。

　　解决公共品上“富人搭穷人便车”的问题，只能以向富人更多征税的方式完成，而不能提高公共品费用——因为那样会置更多人于消费不起公共品的危险境地，。 曹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