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济慈的坟头上刻着他自己生前写下的墓志铭：“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济慈已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诗人，每一本世界文学史上都不能少了他的名字，这是今天许多写作者梦寐以求的辉煌。然而当死亡把一切席卷，留下的只有一个名字，济慈还认为那也是写在水上的字，一阵风就会把它抹得无影无踪。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这位２０世纪的大诗人对１９世纪的大诗人关于声名的悲观看法提出异议。纪伯伦说：“请给我刻下这样的墓志铭：此地长眠者，他的声名是用火写在天空。”（《火写的字》）纪伯伦认为他的诗歌一直在向人类灌输着爱的精神，所以他对自己有一种乐观的认识，从表面看，两位诗人对于声名的看法真是水火对立，互不相容的，但从最本质的言语深处，我们发现他们都是极其看重自己的声名，不同的只有一点，济慈的悲观来自对现实短暂性的哀叹，纪伯伦的乐观来自把现实只看做梦而产生生命永恒的信心。再说深一点，水也罢火也罢，两位诗人对声名的重视到了因此悲叹人生苦短了。

　　文人看重声名，自古如此。文人之所以是文人，就是他以他的精神劳动取得自己生存的条件，生存的理由，生存的价值。条件、理由、价值都不仅仅是物质的，而且是精神的，从文人自身来看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天啊，精神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它越是无形，文人越是期冀它的无处不在和永恒延续。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现实，那就是在商品大潮物欲横流时，中国的文人立马分成两拨，一拨逐利，名曰下海；另一拨求名，自诩文化精英。爱钱已是许多人公认的“人性”，那么下海发财的文人也就处于一个两难境地，一是满足和成就感，让他因财大而抬头挺胸说话气粗，二是作为一个“文化人”在精神上的失落而在内心感到穷得只剩下钱。自认是文化精英，坚守精神世界的追求，这是另一类文化人，当他们的目光从自己的天地转向现实的时候，一种被经济旋风刮到世界角落的边缘心态当然也是另一种失落，他们对自己的价值能否得到社会的承认在潜意识里是茫然惶恐的。

　　我也被人称为文人，我没有下海，自然可以归入后一种。作家这个头衔并不只是一类人。那些下海的作家，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从人生选择而言，他们不比坚守阵地的“精英”有什么高下差别，就这一点而言，我对精英阵营中朝下海发出的嘘声，不以为然。每个人一生中都可能而且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为什么当过作家的就必须从一而终，保守贞节呢？重要的是这些下海者如何经商，如果他们有良好的商业道德，也有精明的经营之道，造福一方，这对他们自己和这个社会不都是天大的好事吗？我倒以为，守在原来地盘的人们应该自重，有的人自诩作家，自认是个文人，自以为是在从事高尚事业，实际上做得如何，只有天知道。有的文化人虽不是政府官员，但在他掌权的那个小摊摊上，玩的把戏只配让人想到“政客”两个字。有的文化人虽不下海，但苟且蝇营，在蝇头小利上卖良心卖友情卖人格卖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有的文化人为图虚名，为自己造光芒造历史造轰动效应……凡此种种，让我们想到一个最基本的做人原则，不说是做一个文化人而是做一个普通人都应做到的：请爱惜你的一生，你的声名和你的生命。

　　也许声名会是水写的，也许会是火写的，但千万别用卑鄙去写，尽管有些人在用这一张他们喜爱的通行证，但在一路绿灯的终点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