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汇聚全球最顶尖数学家的大会已在杭州结束，可一场由他们引发的关于中国应试教育的话题却余音缠绕。什么才是应试教育的罪魁祸首？如何破解应试教育的难题？这些再度引发了国人的深思。

　　

　　基础教育误入歧途？

　　

　　中国的基础教育已步入应试教育的歧途，这似乎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归纳题型和填鸭式的教育，是应试的最有效方法，但同时却让学习的过程变得了无生趣。

　　中国数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张英伯教授说，教案和教师教育方式的刻板僵化，正成为中国基础教育的通病。张英伯说，自己接触中学数学教学多年，却只听到两位老师敢宣称自己在授课时“只教基本概念和方法，不归纳题型”。而“胆敢”这样说的两位老师都是全国著名的特级教师，有着很高的教学水平。即便如此，其中一位老师还是很遗憾地陈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位高三学生非常无奈地对她说，老师，我们非常喜欢听您上的课，可是我们要应对高考，所以我只能选择去Ｂ班听课。而Ｂ班的数学老师，恰恰是一位刚刚从外校调入的、有丰富的高考应试经验的老师。

　　衢州华茂外国语学校的学生朱匡正也抱怨：“每次上课，数学老师恨不得把所有的解题方法都列在黑板上。”他说，老师这样做固然是希望他们多掌握一些知识，可是这样的“填鸭式学习”，却遏制了学生的创新习惯，时间长了许多同学都变得不愿意自己思考问题了。

　　“中国的国情可能与西方国家有较大的不同”，作为中学数学课程标准的修改者和制定者，张英伯说，在中国，课标是衡量教育水平的唯一标准，因为我们的高考是统一进行的，而在西方，课标仅仅是学生掌握知识的最低标准，学校的课程可以超越这一标准，还可以有各种精英中学。她说，评价体系的不同，导致中国将高考成绩和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和教师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一些地方，高考成绩同时还和老师的奖金挂钩，并几乎成为中学老师评级的唯一标准。

　　

　　高考是中国教育的死结？

　　

　　张英伯教授认为，高考是中国教育的死结。“只要取消高考，应试教育问题可迎刃而解。高考制度十年后必有改革，但现阶段取消并不现实。”这位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说，今年年初，教育部组织了９个班子在全国调研如何找到比高考更好的选拔人才的办法，但结果却很遗憾。她将此归咎于诚信的缺失和体制的无法建立。她认为在现阶段，高考是能够找到比较合理的人才选拔方法。“我们只有希望中国社会进步、民主制度的健全和科技的进步，这样教育才有更大希望。”

　　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僵化的教育方式，是扼杀人才的罪魁祸首，而不是高考制度本身。这位从小在香港长大的科学家说，过去，香港的教材百花齐放，高考试卷却是统一的，同样为香港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以数学为例，上世纪５０～６０年代，香港至少出了好几位世界一流的数学家。但现在统一了教案和课本，人才的涌现却大不如以前。

　　丘成桐还认为，应试教育的毛病出在国人对教育的误读上。国人对奥赛的疯狂追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说，在中国，许多学校和家长培养学生学习奥赛，并不是出于孩子对科学的爱好，而是为了今后能保送好的学校。

　　“这是对奥赛的曲解和利用！”他说，奥赛并不能全面检阅一个学生对数学或者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全面掌握能力。将奥赛和保送名校挂钩这种“变态”的名利观，不利于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和今后的成才。

　　正因为此，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奥赛获奖者进入大学后却难以跟上课程，更不用说日后成名成家。而国外许多参加奥赛的学生，日后却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学术造诣。“关键在于，国外的孩子把参加奥赛当作‘好玩’。”

　　美国国家数学委员会成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系教授伍鸿熙对丘成桐的看法表示认同。他举了这样一个事例来说明学生的创新思维是如何被激发和遏制的：一位中国学生到美国读书，发现上课期间，许多学生会一边听课思考，一边举手询问老师自己思考的提问。虽然所问的问题不少天马行空，但老师都非常赞赏和鼓励。不久后他回国求学，像在美国一样插话发问，却频频被老师批评和否定，几次以后，他上课再也不举手了。

　　

　　教育仍是各国求解的难题

　　

　　虽然在探讨中，大家对中国基础教育的误区和导致应试教育的根源各执一词，但数学家门都不否认这样一个现实：年轻人的教育是世界各国孜孜探求破解的难题。世界各地都曾为此苦恼，并寻求最佳的教育模式。

　　林长寿教授介绍，台湾为了改变“填鸭式学习”的教学模式，于１９９３年开始在小学推广“依据儿童自身想法建构的数学”，并于２００２年计划将这种教育方式延续到中学，却引发了很大的反对声浪。目前，虽然教育部门已放弃这一设想，但争议仍然余波荡漾。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院长郑绍远也表示，几何学在香港中学课程中的衰退以及是否统一教案等事件，都曾引发教育界、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的争论。林长寿说，教育的改革需要谨慎再谨慎。当下定决心要做很大的变革时，要把变革可能造成的各种因素想清楚、想周全，并做好充分准备。

　　那么，作为数学家，应该为中国的教育和改革做些什么？从１９９２年就开始留意美国中小学教育改革的伍鸿熙说，就数学教学而言，数学家应该做到三点。

　　一是要清楚地认识到教育的目的是把严格和抽象的理论变为中小学生能够理解的东西。就像化学工程把抽象的化学原理变为可以用的生活产品，机电工程把枯燥的物理原理变成生活中的电子产品。生动的事物远比艰深的理论更能引发人的兴趣。

　　二是数学家要改善教育，除了批评之外，更要有具体可行的建设性意见。

　　三是数学家应该致力于呼吁师资的培养，培训教师对中小学生兴趣和求索知识的感性认识。

　　而林长寿则认为，中学教育要搞好，不仅仅是教学界的事情。身患帕金森症的霍金以其残疾之身，尚且致力于物理学的普及和推广，“科学家们可以尝试多写一些科普的东西，以培养孩子的兴趣”。

　　中国数学会数学史学会理事长、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李文林教授认为，如何在教学中深入开发和恰当利用历史题材，是一个有趣有益、值得探讨的问题。他说，在几何教学中，像祖冲之父子对球体积公式的推导这样的例子，是启发学生思维而又不失严格性的很好的教学题材。

　　丘成桐的名字如今已和其他当代对世界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一起，被镌刻在了美国的一家科学博物馆内。这位伟大的华人数学家说，自己能够有今天的数学成就，来自于初中时对数学的兴趣。在他看来，中学是年轻人进入大学到做研究、工作，对这一辈子产生影响最大的阶段。

　　他说，本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正式宣布成立一个专门针对华人中学生的奖项——“丘成桐中学生数学奖”。大会此举是希望能够引导全社会提高对基础教育的重视，并进一步鼓励和激发中学生对数学的兴趣，鼓励华人从小就致力于创新和实践。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