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开愚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对于既有作品他“全部重写了一遍”。这也是他取《此时此地》这个书名的由来。萧开愚的疑惑是，经过半年多时间的集中重写，“我们置身其中的众多世界重叠所形成的褶皱”更增加了魅惑还是减少了颜色？而显然，他对过去风情的重温注定让其他人无法重温；可以说经过这一次慎重的行为艺术，萧开愚再一次更新了那些熟悉他的读者。

　　“塔骄傲地坚持孤独的性”变成了“瘦削地”（《塔》）。句子节俭了，短促了，诗的神经孤立了，准确了：“孕妇的腹中／和飞越公园上空的飞机的嗡鸣中／越来越多间歇”（《在公园里》），取消了人民文学版中的“击球声，蝉声”。重写实际上让他变得更精神，更跟得上时代，“虽然‘生命’这个机关普遍地布置了在自慰的商店”（《柏林之刺》之《三怕》），恰和讲环保、讲生态的那句构成对照：“虽然‘生命’这个字眼儿早废掉了，丢在寡味的森林。”《下雨》、《北站》还好，还是原本的语感，生气贯注。《北站》说“我感到我是一群人”，可以指向“兴观群怨说”的“诗可以群”，但多出了交往理性促成公共空间也就是“五四”时期提出的要改制的含义。

　　现在作者快要到了知天命之年，他的《原则》也发生了变化：“而庞德，纠正但丁的完整”，原文是“而庞德被但丁的完美击倒”。能不能将它说成是一次德里达式的文学行动？现在作者终于站出来推翻他自己，切断了和作者、过去以及意义的来源的联系。顺着这条线索摸下去，容易认为重写动摇了（原有）作者的权威，这样就极可能将萧开愚和“后现代”联系起来，如同陆敬思自愿花三年时间比较萧开愚和托马斯·品钦，这位汉学家明白文学的独特价值在于其语言价值。宽泛一点可以说，这是萧开愚在主动制作自己的异文异本，表现出他和一般作家的区别，这和博尔赫斯对印刷错误的宽容显然不同，当然异文能够实现也需要排除掉偶尔的印刷错误。问题是，重写后的作品会不会将以前的文本取消？对我来说可以存疑。既有作品的意义不仅没有被取消——它们在文学流通中早就获得了丰富的含义——反而因为重写增加了意义。记住，并不仅仅是因为“原作”不完美。将它们放在一起，会分不清哪个是原文，哪个是异文。也就是说，它们最终都朝向一个理想汉语的目标，这种趋同甚至表现在不同品种之间，包括译诗和散文。萧开愚从对诗的原理的兴趣出发，贯通到对诗之外的大道的修养，从而造就了真正的独具美感的“诗人散文”，和以上两个方面般配，读者应当尤其注意《个人的激情和社会的反应》以及《迟到的色情——〈艳体诗〉和〈香奁集〉》。

　　即使萧开愚质疑古典的完整世界——不仅仅是但丁式的理性建筑，他的语言工作也必然朝向世界的完整。反形而上学的德里达式游说无非想表明，一本书（和话语一样）也可以是无限的，可以无穷无尽地写下去。这样看来还是博尔赫斯来得聪明和恍惚，至于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他省去了社会学的粗浅部分来完成他的哲学计划，差不多等于丢掉整个可以触摸的世界。紧接着，我们就触及到现代感官（美学）的分裂。这是世界的散文状态（同时具有黑格尔及梅洛－庞蒂两个意义）。拈出“异文”两个字，可以表明世界的语言沾染的“易”的色彩。反而是萧开愚这个自许的肉体诗人，给出了接近完整世界的途径；这是因为他同时是个形式诗人，通过向存在的另一半祈福，与自身形成了证实自身存在的虚无对称。维特根斯坦保有开向支离破碎世界的一扇小门，犹如万花筒。

　　当偶然性无法防备，就给必然留下了借口。这是绕不开的马拉美留下的语言经验。为形式诗学开张的现象学和俄国形式主义，恰好暴露出语言的自反性和形式的吊诡。在无限色情地展开的形而上学的奥秘中，“重写”窥见并温暖了世界的断裂。不懂形式——这一形而上学的遗产——的作者，要好好听听Ｗ·Ｂ·叶芝的批评：“一个奢华的梦想，一种精神顺畅取代了逻辑与意志。”什么能够赋予我们的肉体波动以价值，除了本身波动着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