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计划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嫁祸于人”。挑动埃及和叙利亚进攻以色列，美国再公开支持以色列来激怒阿拉伯人，最后导致阿拉伯国家一怒之下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石油价格必将一飞冲天，而全世界的怒气全部都发到了阿拉伯国家身上。国际银行家们一面坐山观虎斗，一面清点着石油美元回流的钞票，不仅一举挽回美元颓势，重夺金融战场主动权，还顺手牵羊地痛剪了拉美印尼等国的羊毛。此计堪称绝妙至极。

　　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０年，世界石油价格一直稳定在１．９美元一桶。从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３年，油价逐步上升到３美元一桶。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１６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欧佩克将油价调高７０％到５．１１美元一桶。１９７４年１月１日，油价又上涨了一倍，到１１．６５美元。从１９７３年彼尔德伯格会议之前到１９７４年１月，石油价格果然上涨了近４００％。

　　１９７４年，不明就里的尼克松总统还试图让美国财政部向欧佩克施加压力，让油价回落，政府一名知道内情的官员在备忘录中写道：“银行家对这个建议置之不理，而强调用‘石油美元回流’的策略对付高油价，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

　　随后而来的高油价时代，造成了西方各国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人民储蓄被大幅洗劫，更为不幸的是毫无防范意识的发展中国家。

　　１９７３年，印度的贸易是顺差，处在一个健康的经济发展状态。到１９７４年，印度的外汇储备为６．２９亿美元，却要支付两倍于此的进口石油费用，即１２．４１亿美元。同样到１９７４年，苏丹、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面临着贸易赤字。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１９７４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赤字达到了３５０亿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并不奇怪的是，这个赤字总和恰好相当于１９７３年的４倍，也就是说与石油价格上涨成比例。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许多正在实施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已经陷入对世界银行低息贷款的严重依赖，石油价格猛涨使得这些国家的大量资金被高油价所吞噬。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要么停止工业化进程，从而无法偿还世界银行过量的贷款，要么就得向世界银行借更多的钱来购买石油和偿还巨额债务的本息。

　　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手设套的国际银行家早已张网以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一系列苛刻的援助条件，再强逼着这些稀里糊涂就倒了大霉的发展中国家喝下著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服良药”，即国家核心资产私有化、资本市场自由化、基本生活要素市场化和自由贸易国际化，大部分国家喝下这几服药后非死即伤，个别抵抗力强的国家也落得元气大伤，民贫国弱。

　　就在发展中国家挣扎着到处借美元进口昂贵的石油时，又一个晴天霹雳在等待着他们。

　　保罗·沃尔克：世界

　　经济“有控制地解体”

　　１９７３年，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为了加强北美、西欧和日本金融界之间的关系，在布热津斯基的倡议和协助下组建了一个名叫美、欧、日三边委员会的团体。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均是北美、西欧和日本的一些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并在纽约、巴黎、东京分别设了三个总部，由这三个地区各出一人担任主席。纽约总部的主席理所当然是戴维·洛克菲勒，作为戴维·洛克菲勒的心腹谋士的布热津斯基便成为这个总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执行主任。布热津斯基有个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的好友，叫迪安·腊斯克，是佐治亚州人，他在肯尼迪·约翰逊掌管白宫时曾担任国务卿。他向布热津斯基建议邀请佐治亚州州长卡特参加三边委员会，并一再赞美卡特的创业魄力和政治远见。

　　在腊斯克的热情撮合下，布热津斯基同卡特见了两面。布热津斯基一眼就相中了卡特。于是，布热津斯基便当面向戴维·洛克菲勒先生做了推荐，着力将卡特大大称赞了一番。就这样，名不见经传的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的名字被列入三边委员会美国成员的名单中。

　　在卡特１９７７年入主白宫之后，他的“入党介绍人”布热津斯基顺理成章地成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实际上是代表国际银行家进行“摄政”。

　　１９７８年，美联储主席职位出缺，戴维·洛克菲勒向卡特力荐手下名将保罗·沃尔克担当此任，卡特总统无法拒绝这一要求。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９日，沃尔克在英国沃维克大学发表的一篇演讲中透露：“世界经济中某种程度的‘有控制地解体’是８０年代一项合理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