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我国同外部世界的交往日益增多，中央领导人会见的外宾也越来越多，很自然的，高级翻译们已经成为国家领导人最亲密的同事。有些重大事情，全国可能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而翻译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这番“先得月”是要付出艰苦劳动的，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挑战性和压力，一般人恐怕很难承受。

　　但凡国家领导人出访或者接见外国来宾，他们总是紧跟在领导人身后，认真聆听着领导人的谈话。高级翻译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口译，口译出了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严重的工作失误。现在国家领导人的外语水平越来越高，在工作中被领导人当场指出错误，是外交部高级翻译们最担心的事。

　　一名优秀的高级翻译是要经过很多磨炼的，对此，张建敏深有体会。在为朱钅容基总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做翻译时，张建敏曾经翻错过一个词，朱总理当场给他纠正过来，回想起这些，张建敏总是很内疚。不过他说，自己当时并没有像人们想像的那样紧张：“总理以前也纠正过我，我相信他的判断，所以我还要继续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水平。”

　　提起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最尴尬的事，张建敏不好意思地说：“我曾把橡胶换大米说成香蕉换大米，别人指出我的错之后，我一紧张，又说成橡胶换香蕉。”

　　翻译雷宁则回忆说，以色列外长佩雷斯说话发音特别靠后，声音浑厚，在和我国领导人谈话时，他说以色列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接下来的一句雷宁却没听懂。佩雷斯重复了一遍，雷宁还是没听懂，而此时在座的其他人都听懂了。

　　翻译费胜潮也有件尴尬事儿，在一次记者招待会接近尾声时，凤凰卫视的记者用中文提了一个问题，费胜潮顺畅地翻译过来。可是翻译过后全场哈哈大笑，大家的笑声让他恍然大悟：原来他又用中文把问题重复了一遍。下来后他自嘲地和同事们说：“脑子里的扳道工扳错了道。”

　　“怎样译好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词汇，特别是政治词汇，比如说，‘三讲’、‘三个代表’？”张建敏坦言这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翻译这些词汇，难以在外语里找到对应的词，有时难免会说些中国式的英语。

　　另外，在翻译过程中，高级翻译们往往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口语词汇形象生动，但往往不易想到合适的对应词，比如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等。高级翻译们说在翻译这类语言时，日常需多积累一些英语俗语；如暂无对应说法则需查工具书，找到尽可能多的不同译法，从中选择，加以润色；如查不到或口译来不及查，则可视情况现场直译或意译，事后再推敲较好的译法。

　　改革开放后，我国同外部世界的交往日益增多，中央领导人会见的外宾也越来越多，很自然的，高级翻译们已经成为国家领导人最亲密的同事。有些重大事情，全国可能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而翻译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这番“先得月”是要付出艰苦劳动的，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挑战性和压力，一般人恐怕很难承受。

　　首先，高级翻译们需要有很高的政策水平、广博的知识面、很强的语言能力和很好的心理素质等综合能力。翻译得好坏，除了政策水平和语言能力外，还取决于翻译的准备工作是否充足，睡眠和身体情况如何。有的翻译可能这场翻译得很好，但在另一场翻译中由于心理压力大而发挥欠佳。

　　其次，需要不断跟踪形势，领导人谈到什么问题时，自己应该略知一二；领导人谈到哪里，自己就应该跟到哪里。现在的中央领导人知识面非常广，有的还是工程师、科学家或某个领域的专家，他们今天谈这个话题，明天谈那个话题，不光谈国际政治和外交，还谈新兴科技，谈金融谈证券，什么都谈，这更需要高级翻译们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

　　再次，当高级翻译责任重大，压力也比过去大。过去翻译内容比较单一，现在中外交往的内容非常广泛，而且许多领导人本身就懂英语，如果意思翻得不准确，领导人就会自己纠正，所以高级翻译们会有相当大的思想压力。

　　一个高级翻译现在平均每年担任七八十场翻译，每年在国内外陪团出差时间一百天以上属于家常便饭。如果外国领导人访华时对方也有翻译，中方翻译还能轻松一些；如果中外文翻译都需要中方担任，对高级翻译来说则是很大的挑战。

　　过去当翻译，没有电视实况转播，高级翻译们一般心里不会紧张。现在领导人经常举行电视实况转播的记者招待会，这给翻译们带来了更大的挑战。翻译水平的高低，懂行的公众一目了然。不过，到目前为止，外交部的高级翻译们表现得一直不错，赢得了国人的尊重和敬佩。

　　摘自《文化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