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黑客在对付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战役中，主要打击方向是其货币本身，通过本币远期合约和股指期货形成钳形攻势，在６个月的时间里横扫东南亚地区和韩国。

　　泰国在与金融黑客交手的正面战场全面失利之后，又错误地主动投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圈套。对“国际组织”的盲目信任，将国家的安危轻易交给外人来裁决，使泰国再次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误。

　　当索罗斯们在花旗银行、高盛公司等一大批声名显赫的银行集团的策应之下开始猎杀行动之后，受伤倒地的“猎物”就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屠宰和拍卖，拍卖台下挤满了垂涎三尺的欧美公司。

　　当亚洲国家试图建立自己的“亚洲基金”来紧急救助陷入困境的区内国家时，理所当然地遭到西方国家的普遍反对。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说：“我们认为解决这类问题的适当机构，是跨区域性及国际性的组织，而不是新成立的区域性组织，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影响深远，超越亚太区域的疆界。”美国财长萨默斯在纽约对日本协会致词时坚称：“这种在危机时刻依赖区域援助的金融区域化观念……存在着真正的风险。”他指出，这样的做法会减少可以用来应付未来风暴的资源，也会削弱应付“跨洲危机”的能力。“这是我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扮演核心角色的重要原因。”

　　日本原来是亚洲基金积极的倡导者，但是不得不屈从。最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只得表示：“我们不至于自大到认为我们有能力充当复苏亚太区（经济）的火车头。”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是把危机的实质看得比较透彻的亚洲领导人，马哈蒂尔说：“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进行交易，更不知道他们的背后还有谁。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赚取金钱后是否支付税务；同时，这些税务又付给谁。我们同样不知道是谁在他们的背后。”他认为，在目前的货币交易制度下，没有人知道这些钱是否来自正当渠道，或是有人在洗黑钱，“因为没有人可以过问，也无从查起”。只要这些人向任何一个国家发动攻势，那么不计其数的金钱就会涌向那个国家或进行抛售活动，任何人都抵挡不了。不论是货品市场、期货或证券交易，都必须在正当的体制下进行，“因此，我们必须管制货币交易，使之透明化”。马哈蒂尔随即遭到西方舆论界的全面围剿。马哈蒂尔尖刻的问题也许不太适合在外交场合发表，但他的的确确问出了所有亚洲人心里的疑团。

　　另一个美国冷战时期的坚定伙伴韩国被金融风暴扫到之后，向美国伸出求援之手，不曾想美国的拒绝来得如此之快和如此坚决。

　　在财政部长鲁宾看来，这个危机正是踹开韩国经济大门的绝佳时机，他严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韩国施加比传统的苛刻条件更加严厉的措施来对待这个乞援的昔日盟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美国财政部的压力之下，对“援助”韩国的条件层层加码，包括韩国必须立刻以对美国有利的条件解决与美国之间的所有贸易纠纷，韩国人愤怒地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在为美国提出种种不合理的条件。

　　作为克林顿首席经济顾问的斯蒂格利茨坚决反对这种鲁莽行为，他认为这种开放无助于美国的安全利益，而有利于华尔街的银行家。

　　韩国政府被迫接受了美国的诸多苛刻条件，允许美国在韩国建立银行分支机构，外国公司可以拥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从２６％上升到５０％，外国个人可拥有公司的股份从７％上升到５０％，韩国企业必须使用国际会计原则，金融机构必须接受国际会计事务所的审计，韩国中央银行必须独立运作，完全资本项下的货币自由兑换，进口许可证程序透明化，公司结构监督，劳工市场改革等。美国银行家对韩国企业早已垂涎三尺，只待韩国签署协议，就准备蜂拥而入将猎物撕得粉碎。

　　但是，国际银行家小看了韩国人强烈的民族意识，有这种意识支撑的国家很难被外来势力所统治。陷于孤立无援境地的韩国人纷纷向国家捐献自己的黄金和白银，在耗尽全部外汇储备的情况下，黄金和白银这两种金钱的最终支付手段，毫无阻碍地成为外国债权人非常乐于接受的偿债方式。令国际银行家更为吃惊的是，韩国居然没有出现他们设想中的大规模公司和银行的倒闭潮，西方公司几乎没能收购到任何大型韩国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