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僧邵元撰书的照公和尚塔铭

　　塔铭、墓志，属陵墓石刻，此类石刻还包括石棺、石椁、石涵、墓前墓门、辟邪、镇墓兽及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伦理道德观念、迷信思想和石雕艺术凝聚在一起的石人、石马、石羊、石狮、华表等群雕。因嵩山有占地面积３万平方米的塔林，保存有唐至清代完整的砖石墓塔２２８座，加上塔林周围和嵩山其他寺院的塔，多达２５９座，故嵩山塔铭石刻数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诸如唐法如禅师塔铭、法玩禅师塔铭、净藏禅师塔铭、同光禅师塔铭、五代唐法华钧禅师塔铭，等等。

　　塔铭亦称塔志，一般镶嵌于塔的背面，正面则镶嵌塔额题铭，额铭内容简单，只说明某年某月为谁立的塔。塔铭内容详细，不仅说明塔主的生平事迹，还说明塔主圆寂后，门人为其建塔的过程。加之立塔僧人一般皆为寺院住持、首座等具有较高佛学修养的高僧、名僧，故撰写、书丹塔铭者，一般是当代当地能文善书的好手，所以嵩山塔铭不仅是研究中国佛教、尤其佛教禅宗的历史及各派系之间纵横关系，而且是研究历代文学和书法艺术的珍贵史料。此外，少林寺塔林还有两品反映中外文化交流的塔铭：一品是嵌于少林寺塔林中部偏东、照公和尚塔上的“照公和尚塔铭”，一品是嵌于塔林西南角印度就公和尚塔上的“就公天竺和尚塔铭”。其中“照公和尚塔铭”，元至元五年（公元１３３９年）刻，日僧邵元撰文并楷书，文义简洁，语言流畅，感情真挚，书法亦佳。１９７３年，此铭拓本曾随河南其他碑刻在日本东京展出，郭沫若先生题诗以赞：“邵元撰写照公塔，仿佛唐僧留印年，花落花开沤起灭，何缘哀痛着陈言？”

　　墓志，是记载墓主生平的石刻，有的置于墓内，有的置于墓前，萌于东汉，兴于两晋、南北朝，传至明、清而不衰。１９８６年至今笔者曾查到嵩山之阳有墓志２５方，诸如唐代孙君（文汪）墓志铭、明代“明故耆士王公墓志铭”、“故明苑事登封县令鄢公墓表”、“李春谷夫妇合葬墓志铭”、清代“杨君（怡亭）墓志铭”、“静奄王公墓志铭”等。这些墓志形状大同小异，有方形、覆斗形等。一般志盖盝顶上为用篆、隶等书体书法的志题，志文在志石四周，或伴有人物、花卉图案。有的无志盖，仅有志石。如孙君墓志铭，全称“大周洛州登封县故上护军孙君墓志铭”，唐大周圣历元年（公元６８９年）刻，略呈方形，高、宽均４７厘米。有的由志盖和志文合成，如明代“李春谷夫妇合葬墓志铭”，明万历十一年（公元１５８３年）八月十八日造，志盖篆刻志题“明禀生春谷李公配孺人范氏合葬墓志铭”，盖长６６厘米、宽６３厘米、厚１２厘米；志文楷书，石长６６厘米、宽６３厘米、厚１０厘米。

　　立在墓前的称墓碑，如清代雍正元年（公元１７２３年）所刻“逸庵耿公府君之墓”碑，圆首方趺，碑全称“皇清诰封中宪大夫显考逸庵耿公府君恭人妣李氏之墓”，楷书，竖刻于碑中，其两侧分别刻耿介官职和其儿、孙姓名。有的墓碑，碑石横长，如“景冬旸夫妇合葬之墓碑”，全称“嵩翁景公和元配夫人耿氏合葬之墓碑”，碑石横长１６０厘米、宽７０厘米、厚２３厘米，碑文楷书，４１字，自右至左，竖１０行，行满４字，字径１０厘米，后款刻儿、孙等立碑姓名。碑周线刻花边。总之，墓志、墓碑均具有同塔铭一样的历史、书画和雕刻艺术价值。

　　摩崖题记，即“就其山而凿之”的文字石刻，如唐代武则天石淙河“夏日游石淙诗并序”、“秋日宴石淙序”和石淙河宋代以后的许多刻记，及明代达摩洞外的“面壁洞天”题刻、清代景日胗于嵩山步道两侧崖石上刻书的“福”、“景”等字，都属这类石刻。如“夏日游石淙诗并序”和“秋日宴石淙序”，均刻在石淙河南北高约１０多米的石崖上，皆为唐久视元年（公元７００年）刻，薛曜楷书。其中“石淙诗并序”刻石，高３６５厘米、宽３７０厘米，是武则天“登”嵩山、“封”中岳大功“告成”后，为表达其心情，与李显、李旦、武三思、狄仁杰、张易之、张宗昌、李峤、苏味道、姚元崇、阎朝隐、崔融、薜曜、徐彦伯、杨敬述、于季子等十六位从臣“石淙会饮”时所写的诗。其中武则天七言排律诗写嵩、箕山之间石淙的自然风光，如玉似金的峰峦像沐浴在紫色的云气中一样，使“石淙”成为名胜之地，虽有“交风交雨”，也是自己治理的皇土之境，置身于此“万仞高岩”、“千寻幽涧”的秀美风景之中，与大臣们“且驻欢宴”、观赏群臣“仁智”，使她达到如痴如醉的兴奋境界。此刻为薜曜楷书，清劲丰肥，结构方严整齐，庄重正大，布局严谨茂密，大小兼施，特点如褚遂良“书法瘦劲奇伟”。因而，此碑不仅具有较高的历史和书法艺术价值，还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