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老外在中国旅游，始于一百五十年前。

　　１８５８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同洋人签订《天津条约》，规定外国人“准执执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

　　“执照游历”，就是凭护照旅游。这在当时，实际上是个很麻烦的事。

　　那时，一提“护照”两字，清政府就一脑门子官司。对他们来说，这事一开始就不顺，麻烦不断。

　　《天津条约》签订时，“游历”与“通商”写在了一起。国门一开，清政府发现很多人不是来旅游，而是做生意。拿着旅游护照做生意，影响税收国策，清政府自然不允许，于是便与外国交涉，请求“游历”与“通商”分开申请护照。

　　那时，英国人刚战胜大清国，气焰正嚣张，并不以为然。１８６２年，在五口通商的牛庄，中国官员签证时，发现英国人的护照依然没有区别“游历”与“通商”，便拒绝盖章签发。英国驻牛庄领事态度强硬，甚至威胁说不给盖章，就持无印护照在中国旅游。不久，这个领事果然持没有中方盖章的护照，去沈阳凤凰城一带旅游，半路遇到了武装抢劫。英国领事坚持认为这是中方军队扮匪行劫，故意为难，竟自己组织武装护送……双方你来我往，冲突升级。一年后，双方交涉才有结果，清政府没办法，只好同意不修改条约。但协商规定：今后持游历护照进行商务活动的外国人，必须亲自到中国海关报税。

　　烦恼是无处不在的。游历护照发行十几年后，皇帝都换了两茬，清政府发现，竟然还没有统一护照格式。外国领事馆也发，总理衙门也发，地方政府也发，五花八门。正规点的还用印刷品，有的地方衙门干脆就随便涂画，不成体统。这才开始探讨统一格式的问题。另一个叫人头疼的事，集中在护照名字的填写上。大清护照当然是以中文为主，因此外国人的名字也填写中文译名。虽然也有在中文名字旁注写西文的，但当时各地验关官员没有几个识洋文的，因此还是以中文名字为标准。而许多外国人的中文译名不统一，也带来了麻烦。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十月，两个法国教士执护照从俄国入新疆。他们所持护照上的名字为雷钟和、王德美，但此前法国通知中国海关的文件上，两个人名字译为雷济华、王林度。名字不同，新疆方面拒其入关。后经往返查证，最终确认身份放行时，已是三个月以后了。

　　朝廷头疼，地方也烦恼。那时毕竟来华的外国人少，而朝廷又怕洋人，所以到了地方，更是将其当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沿途各地方官员，要求随时检验并派差保护，在接待及保护方面投入很大，生怕万一洋人出点事，搞出交涉事件来，可能被罢官。当然，地方官通常会将这些负担转移到百姓头上，摊派供应车辆等劳役，百姓不堪其扰。更有一些洋人见风使舵，趁机向地方官勒索。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一个法国人在新疆游历，作威作福，到处勒索，还奸宿当地幼女。地方官民都敢怒不敢言，因为他身边有好几个清兵做保镖。

　　当然，烦恼也是相互的。对于那些真正的外国游者来说，也大有苦水可倒。

　　比如旅游范围，《天津条约》规定：即使在华工作生活的洋人，出口岸百里以外，都得申请护照。当时法国驻华公使出北京城赴晚宴，都得向外务部申请护照。而外国人在华游历，护照上必须写明起止地点，“除仍注明省份外，另将欲往何处府县地方详细开列”，包括填写所经过的地方详名。旅游地域一般不准超过四个省。１９０７年，两广总督发现英国人报送的护照上，有写“十八省”（清朝全部行政省区）的，便断然拒绝。

　　由于战争及语言文化背景不同等原因，当时中国人对西方人普遍存有戒心甚至敌意。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游历，往往会受到冷落与刁难。清政府人为设立种种限制与繁琐手续，也增加了外国游历者的负担。外国旅游者在华，所经过地方州县都要向地方官报告，同时沿途查检护照，层层过卡，不胜其烦。所到之处要有地方官差随同，名为保护，实为监视。如果你想自助游，很可能遇到麻烦。１８７４年冬，两个英国人从烟台前往开封游历。到了开封城外，发现当地官员已暗中传令所属，不准放二人进城，也不准渡口渡送二人。附近的旅店，也奉令不准留宿洋人。当然，那时外国人想去西藏，那就是做梦了。因为，西藏一直就没有对外国旅游者开放。

　　即使有如此多的麻烦与不便，还是挡不住大批的外国人拥入中国探险游历。清末江苏镇江关的一份档案显示：１９００年一年中，该关签发过的外国人游历护照就达２０８张。

　　摘自《中华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