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住宿难惊动中南海

　　１９７８年底，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成立。主管侨务、旅游和外事等工作的廖承志亲自点将，任命爱国侨领、全国政协副主席庄希泉的儿子庄炎林为副局长，专门负责招商引资、筹建旅游饭店。

　　为什么要建旅游饭店呢？廖承志向庄炎林讲了个中缘由。

　　随着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相继出台，来华旅游观光的人员与日俱增。但首都北京，此时仅有七家涉外饭店，达到接待标准的床位仅一千张左右，而且基础设施、服务态度、管理水平都与国外的星级宾馆相距甚远。庞大的旅游大军令北京的接待单位措手不及。住宿难，则势必减少来华人数；来华人数少，则创汇效益低，不利于国家经济建设。这显然与邓小平强调的“旅游业大有文章可做”的精神相违背。

　　可另一个矛盾是，国家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不可能拿出大笔资金来建旅游饭店。而归国旅游观光的华人华侨中，多有豪商巨贾，手中掌握着大量游资，且有意在国内投资。

　　游客住宿成了令人头疼的大问题，也惊动了中南海。邓小平发话说：“外资建旅馆可以干嘛！”

　　被说成是阶级立场问题

　　消息宣布后，引起国内强烈震动，赞同、反对、怀疑、观望，众说纷纭。但更多的是反对声：“建合资饭店？与外国资本家联盟一起赚中国人民的钱？那还了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这是阶级立场问题！”廖承志把庄炎林叫到办公室，说：“炎林啊，我这个后台，可不是只给你出难题的啊！我给你介绍一个合作伙伴……”

　　廖承志介绍的人叫陈宣远，早年在上海圣约翰中学读书，后来到美国定居，在美国设计并建造过旅馆，如今拥有美国四家假日大饭店和一个建筑事务所，在饭店的建设、经营和管理方面颇有经验。

　　廖承志坦荡地告诉庄炎林：“陈宣远是我的远房表亲，他的为人我了解，他有好想法，举贤不避亲。当然，我只介绍，决不插手具体事情，你们自己去谈。”

　　谈判进展很顺利。当陈宣远了解到以往谈判中，中方皆因有人怕吃亏而未成功时，他毅然作出重大让步：“我看这样，我们拟定合资方案，要按能让国内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条件来办，尽快在北京办成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

　　由于当时还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最后议定：双方各投资一千万美元建设建国饭店，饭店共五百二十八间客房，其中外方占百分之四十九的股权，中方占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双方合作十年，十年后，中方只需花一美元，就可购下外方所有股权，也就是说中方十年后完全拥有饭店。既然陈宣远诚心为国家作贡献，愿意在十年后送祖国一个饭店，为什么还要中方花一美元购买呢？这区区一美元用意何在？陈宣远带来的美国律师道出其中奥妙：“按照美国的法律，在国外投资是不能送的，白送就是违法，但可以卖，至于多少钱则没有规定，是一千万还是一美元由业主说了算。”

　　最高决策层力主开工

　　１９７９年６月７日，庄炎林签发了旅游总局送呈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为此，国务院专门召开办公会议讨论。反对方认为：建国饭店经营二十二年后，离还清从汇丰银行借贷的两千万美元的本息，还差两万美元。庄炎林则认为快则六七年，慢则八九年，能够全部还清本息。

　　会议没有结果，只好将双方观点和截然相反的分析，上报最高决策层。邓小平态度鲜明，批示：要旅游，就必须建造足够的上档次的旅游饭店。陈云、李先念等一批元老级人物相继过目，也力主上马开工。

　　不想问题又来了，所选地址后面是国务院某部委的宿舍区，居民不同意，告状说挡了他们的阳光。建国饭店破土动工后，宿舍区的一些干部子弟叫嚷：在这儿盖房，既“扰民”，又影响风水。于是，工地上白天竖起的篱笆，晚上就有“地下工作者”秘密破坏，工程无法进行下去。廖承志叫庄炎林立即起草一份报告送报中央。

　　邓小平看完庄炎林拟就的报告，也不说话，只在上面批示了十一个大字，当即就让秘书传下去。立竿见影，工地上的“地下工作者”很快就消失了。这十一个产生了巨大效果的是些什么字呢？翻开当年的档案，只见上面赫然写着：有理也不得取闹，何况无理？！

　　建国饭店破除重重阻力，于 １９８２年４月顺利竣工。四年多后，连本带息还清了全部贷款，以不争的事实印证了当年庄炎林的期望：“外方能赚钱，我们赚得更多。”

　　（摘自《同舟共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