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上世纪７０年代末调回北京，遇到的好老师真是无其数，其中就有一位爱玩也特别会玩的劳动英雄。他就是著名的京剧写家翁偶虹先生。他今年冥寿百年了，我就写写他吧。

　　回首３０年前，我从外地调进中国京剧院担任编剧时，翁先生早就退休回了家，工资也由街道代发。对于这位编剧总数达到１３０多出的劳动英雄，显然是不公道的。过了两年，我遇到天津戏曲研究所的所长刘琪。他刚为约稿事从翁先生家出来，他说翁先生推荐让你给我们的杂志写稿。我登时心头一震：“我从来没见过翁先生，他怎么会推荐到我呢？”于是，我就打听到他在北京西单南边东太平街的家，骑车去讨教了。

　　那是个很小又很舒适的四合院，翁住北房。院子里有鸟笼子与简单的花草，屋里头有翁自己的书画。他抽烟，习惯在抽烟中与客人漫谈。他说自己这辈子写了这些剧本，此外还有不少文章。但从来“不赶工”，自己再忙也是半日工作，另外半天就是“玩儿”了。玩的办法很多。真应该感谢他住的这个地方比较“适中”，无论到北京城哪个方向都不太远，于是他习惯走路，既锻炼了身体，也可以随时遐思，完善文章或剧本的构思。我那时已从写剧本转移到写文章之上。我拜访翁先生往往是带了一些民俗方面的问题。比如我曾专门打听前门大街在２０世纪二十、三十乃至四十年代的情形。翁有些意外，问我打听这些干什么。我回答正在写关于梅兰芳的书，其中涉及民国初年以来的北京风土情况。翁很满意，在思考后就很形象地给我描述了几个“十年”北京前门的不同风景。翁当时自己写作也忙，他坦率跟我约定：一，欢迎我来，欢迎我发问这些比较特殊的问题。二，这样作为他，也能因此勾起回忆，然后丰富他的回忆性质的文章；作为我，也可以分解消化之后，写进我的文化解析性的著作之中。三，为了更有利于双方，每周谈一个半天为宜。作为翁老，每周特地留下半天给我，这样的对谈大约进行了一年以上。

　　翁老文字本身漂亮，但他处事做学问上的一定之规，更让人深思不止。他说，我从很年轻时开始，就很贪玩，但又能从贪玩中悟出做学问的道理。同时做文章不局限在一条道儿上，虽以编写剧本为主，但也不能耽误了文章大事。的确如此，几十年间，他只是半日在家写作，另外半日一定出门，就迈开两只脚，或去东安市场，或去庙会，或访朋友，反正总有他干不完的事情。晚间他教过青少年的私塾，包括教别人英文，当然更多时候则是看戏。他在“文革”之后一度也寄情写剧本，曾给温如华写过一出《白面郎君》，还把《甘露寺》改写成新戏。但他越来越就把精力转移到写回忆录性质的文章或专著上来，最后结集出版了三四本不同性质的文集。其中几本大书当然引起社会的轰响，但他还有一小本《北京话旧》更有特色。我因为当时跟北京文化界打交道比较频繁，所以时常遇到一些文化界人问我：“这个翁偶虹何其人也？多大岁数？他是怎么能把梨园文化说得如此好玩又如此透彻的？”可以讲，那几年北京文化界确实兴起了一股“翁偶虹热”。

　　翁还有一个特殊之处，他非常注意自己的独立自主性。自己就是一个文人，此外不求其他。我行我素，够吃够喝就得了；但文人也不是仅仅能写几个本子就称职，你得会诗词，你得会书法，还得会对身边的社会事物用超脱的文化之笔做出判断。翁新中国成立前游历过雍和宫，写过一篇很不错的骈体文，在我的要求下，他努力回忆，最后终于想出几句，用钢笔写给了我。他还用毛笔写过若干旧体诗词赠我，他还收集过一些扇子，扇子上有四大名旦一人一格或画或写，最后集成为一把“东西”。他手头，有不少京剧名家的笔墨，我见过一些，不知今天还存在否。此外最特殊的，是他为自己写的一段座右铭：

　　也是读书种子，也是江湖伶伦，也曾粉墨涂面，也曾朱墨为文。甘做花虱于菊圃，不厌蠹鱼于书林。书破万卷，只青一衿；路行万里，未薄层云。宁俯首于花鸟，不折腰于缙绅。步汉卿而无珠帘之影，仪笠翁而无玉堂之心。看破实未破，做几番忙中闲叟；未归反有归，为一代今之古人。

　　好一个“今之古人”！任何时代的任何事业，都需要有自己的“今之古人”。翁先生能在三五十年前就悟及此，实属不易。老实说，就凭他这段话的现实价值，是丝毫不亚于《红灯记》与《锁麟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