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冲这样的货币增发，政府和央行只能被迫增发国债和央行票据来吸纳过剩的流动性，但是这又将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这些债务早晚是要连本带利偿还的。

　　这样一种完全被动的金融战略态势对中国极端不利。只要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中国就无法摆脱这样的局面。从根本上讲，只有推动黄金的重新货币化，才能给世界各国创造出一个自由、公平与和谐的金融生态环境。在剧烈动荡的国际汇率市场情况下，世界各国付出的经济代价实在是极端高昂和痛苦的，尤其是生产物质财富的国家更是受害深重。如果难以一步到位，也应该大力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

　　货币升值与金融系统“内分泌紊乱”

　　如果说有谁可作为货币剧烈升值的反面教材的话，日本无疑是最恰当的人选了。日本的经济长期委靡不振，固然有其内在的客观因素，但对于美国突然发动的“金融战争”完全缺乏思想准备应当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１９４１年日本发动了“偷袭珍珠港”事件，打了美国一个猝不及防，而美国则在近半个世纪后的１９９０年回敬了日本一次“金融闪电战”，双方也算是扯平了。

　　日本《金融战败》的作者吉川元忠哀叹，就财富损失的比例而言，日本１９９０年金融战败的后果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损失相当。

　　日本和中国一样，是老老实实一手一脚努力创造物质财富的典型，对于虚无缥缈的金融财富的理念向来持怀疑态度。日本的逻辑很单纯，自己生产的高中端产品质优价廉，在市场竞争中几乎所向披靡，而日本银行业当年曾是世界级别的巨无霸，挟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一大债权国地位而傲视天下。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０年，日本国内经济和出口贸易空前红火，股市、房地产连年暴涨，大批收购海外资产，日本人的自信也达到了空前程度，超过美国似乎只有十年之遥。对于金融战争毫无概念的日本，和目前中国的乐观情绪何其相似，而中国现在还远不如当年日本的家底厚实。

　　忘战必危对于昨天的日本和今天的中国具有同等深刻的意义。

　　从１９８５年的“广场协议”签订时１美元兑２５０日元的汇率，在三个月内剧烈贬值到２００日元左右，美元贬值高达２０％，到１９８７年１美元贬值到１２０日元，日元在短短三年中升值了一倍，这是日本金融业最重要的外在生态环境的巨变，结果已经表明，这样的生态巨变，足以导致“恐龙灭绝”。

　　美国的金融大夫们早就明白，强迫日元短时间内剧烈升值，其疗效类似于强迫日本吞服大剂量的激素，后果必然是造成日本经济出现“金融系统内分泌”严重紊乱。再胁迫日本保持２．５％超低利率达两年之久，则疗效更佳。果然，日本的经济在金融内分泌失调和大剂量激素的刺激下，股市、房地产等脂肪组织迅速增生，物质生产部门与出口行业的肌肉组织严重萎缩，然后是经济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症状如期出现，最后导致金融系统患上了心脏病和冠心病。为了更加容易地诱发这些并发症，１９８７年国际银行家们在国际清算银行又研制出针对日本的新型特效药——巴塞尔协议，要求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自有资本率必须达到８％。而美国和英国率先签署协议，然后胁迫日本和其他国家必须遵守，否则它们就无法同占据着国际金融制高点的美英银行进行交易。日本银行普遍存在着资本金偏低的问题，只有依靠银行股票高价格所产生的账外资产才能达标。

　　高度依赖股票价格和房地产市场的日本银行系统终于将自己的软肋暴露在美国金融战争的利剑之下。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２日，美国在纽约股票市场利用“日经指数认沽权证”这一新型金融“核武器”，发动了对日本东京股市的“远程非接触式”战略打击。

　　日本金融系统的心脏病和冠心病经受不住这样的强烈刺激，终于发生了中风，然后导致了日本经济长达１７年的偏瘫。

　　如今，几乎一模一样的药方又被“热心和急切”的美国金融大夫们介绍到了中国，所不同的是，中国经济的身子骨远不如当年的日本，这服药灌下去只怕就不是偏瘫这么简单了。卧床已久的日本甚至比美国大夫更急迫地想看看中国喝下这服药到底反应如何。

　　糟糕的是，中国现在的早期症状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０年的日本极其类似。

　　对等开放下的外线作战

　　“国际惯例”眼下是个颇为时髦的词汇，仿佛遵循了“国际惯例”，天下就从此太平了，金融开放就像田园牧歌般地优美舒畅了。如此天真烂漫的想法只怕会误国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