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０２年的乡试是废除八股文后的首次乡试。

　　全国共有１２省开考。

　　各省乡试试题明显有革新的趋向。

　　如顺天策论题为：《宋仁宗诏天下州县立学行科举新法论》。

　　江南试题：《宋神宗置太学三舍厥后陈东率诸生伏阙上书请起李纲即出太学论》。

　　福建试题：《汉唐宋开国用人论》。

　　湖北试题：《富强基于兴学应比较中西学派性情风尚之异同参互损益以定教育宗旨论》。

　　四川试题：《汉置博士弟子论》。

　　山西试题：《士之致远当先器识而后才艺论》。

　　河南试题：《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论》。

　　以上考题结合新学时务，关注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已有现代文官考试题目的雏形。

　　１９０２年１月，清政府派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１９０４年，《奏定学堂章程》颁行，这是我国第一个系统引进西方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学制，史称“癸卯学制”。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各省的学堂至此开始设立。

　　六

　　朝廷的政令既出，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应者如云。新学堂和科举的“双轨制”，使这一时期的新学兴办呈十分尴尬的局面。

　　１９０１年１１月，山东巡抚袁世凯率先创立山东大学堂。

　　１９０２年河南大学堂在开封创立。（河南大学堂即后来的开封师范专科学校，１９５８年并入河南大学）

　　全国各地相继开办大学堂约２０所。

　　学堂虽然开办，但科举考试依旧举行。各地官员和士绅对于兴办学堂多持观望态度。众多士子仍然期望在科举中博得功名。

　　张邃青先生在《记河南高等学堂》中记述：“办学伊始，招生困难。如河南大学堂初设时，由于风气未开，曾通令各县选送学生。无人敢应，乃就乡试落地卷中，选取生员若干名，迫令入学。不至，则由各该县令催送就道。到后，极为优待，不仅没有学费膳费一些名目，并发给膏火津贴，考试奖金。所有应有物品概由学堂供给，参考用书也可以任意求取。”

　　如此情形不唯河南，所有新开办的学堂都有类似问题。甘肃高等学堂的学生，均以优厚待遇相招徕。陕西宏道高等学堂开办数月，学生人数未及招收生员的一半。

　　即使开风气之先的京师大学堂也同样如此。学生们身在学堂，却朝夕苦攻策论。每到会试，学生争赴科考，校舍顿空其半。

　　１９０４年开封甲辰会试时，晚清重臣张百熙、荣禄，既是主办新学的学务大臣，又身兼科举会试的总裁总监督。他们试图禁止京师大学堂的学生赴试，学生则辩白道：大人先生尚且奉旨主试，为何禁止吾辈赴试？大臣们无言以对，只得听之任之。

　　主管京师大学堂的张百熙曾感叹道：科举不废，学堂断难进步。

　　七

　　甲辰会试借闱开封，考的仍然是策论。

　　这是中国最后一场科举大比，共取进士２７３名。进士的第一名称会元，会元为谭延闿，状元、榜眼、探花分别为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

　　说起来，这些人算得上是金字塔尖儿了，可其中也有运气的成分。

　　殿试结束后，八位阅卷大臣进呈前十名的卷子给皇帝。原来排在第一名的是朱汝珍，第二是商衍鎏，刘春霖排在第六名。当年是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寿，所以这一年的状元一定要慈禧钦定。

　　慈禧拿起第一名的卷子，看了一眼，便面露不悦之色。朱汝珍的“珍”字让慈禧联想到珍妃，犯了她的忌讳。可这一心中的暗结又不便明说。只不冷不热地问道：“一个大男人怎么起个女人的名字？”然后又挑剔其卷面的书写是“重笔”。再加上朱汝珍是广东人，慈禧讨厌广东人，皆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是广东人。可巧排在第二名的商衍鎏也是来自广东，这是阅卷诸大臣们事先没想到的。

　　慈禧继续往后看，一直看到第六本刘春霖的卷子。刘春霖是河北人，先已投了她的心思。加之甲辰那年大旱，春霖这一名字看上去吉利。于是，她便钦点刘春霖为第一名。原来的第一名朱汝珍排到第二，成了榜眼。商衍鎏排名第三，成了探花。会试头名（会元）谭延闿，殿试过后已落到二甲第三十五名。

　　当然，如同这样钦定状元的事情，前朝已有先例。

　　乾隆年间的一次大比，殿试第一名原是赵翼。赵翼，阳湖人（今江苏常州），即后来写出著名《诗论》的诗人：“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而殿试的第三名是王杰，陕西韩城人。乾隆读罢前１０名的卷子，问阅卷大臣：本朝陕西省出过状元否？众大臣答：未曾出过。乾隆说：既如此，何不给他一个状元呢？

　　于是，王杰便中了状元，赵翼改为探花。

　　八

　　人们常说，一考定终身。其实也未必。即以赴考开封、取得末科功名的人来说，最后的归宿也各不相同。

　　清朝很快覆亡，进入民国。末科状元刘春霖，民国后曾在总统府任秘书，后来以卖字为生。人们买他的字，亦因慕其前朝状元之名。

　　榜眼朱汝珍后来亦寂寂无名，不知其所终。探花商衍鎏，被派赴日本留学，回国后曾任宋子文麾下的财政部秘书。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国家文史馆副馆长。

　　末科进士中，有几位比较有名。汤化龙，民初曾任众议院议长，在当时的政坛上十分活跃。

　　谭延闿是会试的会元，后来亦官运亨通。民国时期先是湖南都督，后来做到行政院长。

　　沈钧儒是著名的民主人士，他也是当年的末科进士。

　　在过去，有了进士出身就可以直接外放做官。而当年取得进士功名的几十人，在１９０４年以后，又进入京师大学堂进士馆学习。

　　变化虽然缓慢，但变化毕竟发生。通过科举选拔人才途径，开始渐渐向学堂培养人才转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