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前一天的晚上，我打开行李箱，检查要带的物品——买给父亲的茶叶，母亲的毛衣，姐姐的耳环……这时候电话响了，是父亲。

　　有些意外，因为这几年来，父亲几乎没有主动打过电话给我，接到我的电话，他也只是简单地问我好不好，问完，就让母亲来讲话。他是知道的，他的小女儿喜欢和她妈妈说东道西，和他讲话，则似乎总要绞尽脑汁寻找话题。

　　一听到父亲的声音我就知道他喝醉了，他先是问我：“晚上有没有吃饭？吃了什么菜？”然后，他郑重地告诫我：“在火车上，不要吃陌生人的东西，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挂断电话的那一刻眼睛有些涩，母亲说有人请父亲吃饭，在座的有一位是我的小学数学老师，父亲和老师干了几杯，就醉了，他一醉就喜欢在我的房间里发呆，刮刮玩具娃娃的小红鼻子，敲敲墙上的风铃。实在醉得厉害了，他就会拨我的电话号码。

　　我抖开纸巾擦鼻子，心隐隐作痛——是不是，所有上世纪５０年代出生的父亲们，都不会对自己的女儿说爱？可是在他们最不清醒的时候，他们所记得的最清楚的事情，就是给自己的女儿打电话。

　　终于回到家了，很多以前的同学都上我家相聚，父亲热情地招呼大家吃糖果，同学们客气地道谢，有些拘谨。我朝父亲使了个眼色，父亲想了想，就提着一只小板凳，远远地坐到门口，挨个儿给我们削苹果。

　　气氛开始活跃起来了，大家几乎忘记了父亲的存在，讲到眉飞色舞处，浩忽然没轻没重地甩出一句：“听说你姐姐结婚了，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父亲削苹果的手霎时悬在苹果上，我恼火地踩了浩一脚，这个臭小子，还是这么冒冒失失。当然也不是浩的错，这些年来聚散匆匆，让我没有时间，也找不到适当的时机，跟父母倾心谈论我的他，那个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

　　而今天，父亲的“假想敌”终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闯入了他的生活，我完全可以想象，他那个凝固了的削苹果的手势，暗示着潜藏在他心底的波涛汹涌。

　　送走同学时天已经快要黑了，地上狼藉的糖纸、瓜子壳已经被父亲清扫了。客厅里的电视机没有开，自从我这个小女儿回家后，父亲一改他整天看电视的习惯，把遥控器递给我，到他卧室里听收音机去了。我忽然觉得人生其实就是一场苍凉的轮回：曾经，我以为他是家里的权威，一切都要以他为中心；而现在，我说什么就是什么，父亲反而更像是小兵，他一整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小心翼翼地守护在我家的日子，做我喜欢吃的菜，收拾了房间招待我那些陆续来拜访的同学。

　　推开卧室的门，一眼就看见父亲已经靠在椅子上睡着了，他旁边桌子上的收音机还没关。我给父亲披上一件大衣，他的背有些驼了，小时候给我当马骑的肩膀，因为瘦，显得格外单薄。桌子上平铺着他的日子本，这一天的内容，只有寥寥的十个字，用仿宋体写的：归来视幼女，零泪缘缨流。

　　母亲进来，告诉我：“你姐姐今年春节不回来了，结婚第一年，要在婆家过年。”

　　原来如此。父亲是由此及彼，想到了他另一个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儿，也会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被一个毛头小子带走的。他的宝贝，他的骄傲、他全部的心灵慰藉，有一天，将不再只属于他一个人。那时候，他干什么呢？养花，看电视——我已经不会跟他抢遥控器了，还可以听收音机。是的，他排遣老来寂寞的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听收音机吧？但是，如果他再睡着了，我可能很难有机会给他披一件大衣了。

　　这个小老头子。我想笑，却哭了，这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他的爱，从来就是，茶壶里的饺子。

　　摘自《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