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贩由奢”，然而，这条古往今来几乎铁定不移的定律，对于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来说却是个例外。

　　崇祯帝朱由检（１６１０－１６４４），庙号思宗，在位１７年。继位时，年仅１７岁。面对他父兄留下的一个危机四伏的烂摊子，崇祯帝顾思振作。“每逢经筵，恭听阐释经典，毫无倦意，经常召对廷臣，探求治国方策。他总是鸡鸣就起床，深夜都不睡觉，往往焦劳成疾，他节约自律，不近女色，宫里从来没有宴乐之事。”

　　崇祯帝自幼养成俭朴的习惯。他初习字时坚持用仿影的方式练，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某日听讲官给他讲书时，所穿内衣袖子已破损，留在外面很不雅观，不时把它塞进去遮掩。一个讲官看到了，便奏道：“衣之敝虽过于位，然美德也，何必讳？”

　　尽管身为帝王，他无法随意出入于民间，但为了节约起见，他却常派人到宫外去从民间采买物品，然后仔细地询问价格。

　　如此克勤克俭、励精图治、严于律懒惰的皇帝应该说世所罕见，即便流芳百世的几个明君也不过如此。然而问题可能恰恰出在这里。

　　崇祯严于自律，却又刚愎自用，更兼求治心切，事必躬亲，往往越俎代庖，用人上不能尽其才，朝令夕改，旋用旋黜。总共１７年间，他任用过５０位内阁大学士，这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记录。六部和都察院的首长更换也同样频繁。结果换来换去，竟没有换出一个让崇祯满意的官员来。他曾咬牙切齿地表示：“文臣个个可杀”。

　　朝臣动辄得咎，无所适从，整个官僚队伍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每当崇祯帝有大事相商时，就会出现这样的回答：“臣愚昧无知，不敢欺瞒陛下，军国大计，您自己看着办吧！”而当危急紧迫时，他亲自敲钟召集御前会议，大臣已无一人出现。尤其可悲的是，当太子奉命出城突围时，因找不到守门军官，四个城门竟无一门能开。这个肩负天下安危于一身的孤独的皇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崇祯初年，为了节省开支，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驿站，他算了算：此举每年可节省３０万两银子，大约能够维持皇宫一个月的支出。可令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裁撤的结果是导致大批无法生存的驿卒纷纷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其中就有一个后来领导天下将他逼死的李自成。

　　１６４４年，北京城岌岌可危，崇祯紧急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的官员们，讨论调吴三桂军队紧急入卫北京，吴襄提出需要１００万两银子的军费。１００万两在崇祯眼里，是一笔庞大得要命的数字，他几乎没有犹豫就放弃了这唯一希望。城破之时，他的宫内搜出的白银却多达３７００多万两，其他珠宝还不在其中。为了节省１００万两丢掉了３７００万，乃至整个无法估价的万里江山，这本是一笔再简单不过的账，但崇祯皇帝却到死也没有算清楚。

　　勤俭，本来是非常好的政治品德，然而到了这样的皇帝手里，竟不幸变成了祸根。

　　摘自《杂文报》

　　吴襄提出需要１００万两银子的军费。１００万两在崇祯眼里，是一笔庞大得要命的数字，他几乎没有犹豫就放弃了这唯一希望。城破之时，他的宫内搜出的白银却多达３７００多万两，其他珠宝还不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