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结缘《开卷》，是因为江树廉先生，是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吧，他在《书与人》杂志做事，我投稿去了，歪打正着，发了一两篇。后来刊物停办了，跟江先生还有些联系，再后来，他说有稿子可寄来，他们正在办一个叫《开卷》的小刊物，内部的，还寄了两期来。再后来，就是跟董宁文先生联系了。每次收到刊物，看到他那个别致的签名，心里总是热乎乎的。这年头，办刊物本来就不容易，办这样一个以倡导读书为职志的刊物，就更不容易了。我也是办刊物的，我能想象到董先生的辛苦。

　　办刊物，最怕的是短命，几期过来，刚见个眉目，停了。《开卷》能办这么长时间，转眼已是百期，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大概从《开卷》开始，国人这种以倡导读书为职志的内部小刊多了起来，我就不时能收到几种，相比之下，我觉得，还数《开卷》好些，一是质朴，除了一些小点缀外，就那么一个白白的皮儿，就那么两个鲁迅的字儿。二是耐读，翻开来，就那么十篇八篇不太长的文章，篇篇都能让人看得下去。捧着它，有种散淡之感，林泉之乐，觉得自己一下子远离了烦嚣的都市，来到了山野间，遇到了两个在石桌上下棋的高人。

　　我是不敢轻易给《开卷》投稿的。看那上面的作者姓名，大都是年高德劭的文坛前辈，就是那些想来年纪不会太大的人，也都是饱读诗书之士。自个厕身其间，总觉得不太像那么回事儿。这是心里话，还有一句也是心里话：看到这些老老少少的先生，每每会有一种惊悚之感，莫非我也到了这个地步了吗？

　　不管从哪头说，我也要算是个读书人，但我一直在警惕自己，不让自己成为一个散淡的读书人，没了血性的读书人。我可以为了挣钱而写文章，就是应付的文章也不是不可以写，但总时时记着，自己真正愿意写的，还是那些经世致用的文章。在这上头，最信奉的一句话是，“为文必中当世之过”，苏老泉先生说的。如果只是为了一点闲情逸致，能不写的尽量不写。

　　在这上头，我是有教训的。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移家省城后，有一个时期，我大量地买书，见了喜欢的就买，内容好的买，甚至封面好的也买。最喜欢买的是那种一套一套的书，比如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早早就配齐了（那时是一种一种地出）。一是真的喜欢，另外也有充实书房的用意。过了两三年，看看骤然崛起的书柜，心里那个乐呀，然而，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买的大都是历史方面的书，其中文史笔记类的书籍，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而那些日子，最爱看的，也是这类书。看这类书是能让人上瘾的，一个小事，这本书这样说，过几天看到那本书又那样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儿？那就再看相关的书吧。

　　不行，这样下去会毁了的。且不说生计如何，成了个“四脚书橱”又能怎么样？想到此，真让我不寒而栗！终于下了决心，往后再也不买这类书了，再也不看这类书了，偶尔也买也看，只是总在警惕着，不要沉湎于此。于是在几年之内，完成了我的《李健吾传》《徐志摩传》等著述。

　　《开卷》百期之际，我愿将自己的这点人生经验说出来，是对《开卷》的祝贺，也是对《开卷》聚拢起来的年轻朋友的一点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