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９年４月４日凌晨，在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他们杀害了我父亲。我和母亲被囚禁在西哈拉废弃的警察训练营里，离拉瓦尔品第有好几英里远。

　　４月２日凌晨，我正躺在军用小床上，母亲忽然来到房里。“萍姬，”母亲呼唤我的小名，语气让我浑身发毛，“外面的军官说，今天我们俩应该一起去看你爸爸，这是什么意思？”我立即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母亲也明白，但我们俩谁也不愿承认。这只能意味着是最后一次了。

　　我们被带进拉瓦尔品第监狱，经过又一次搜身，才被带到父亲面前。“你们怎么都来了？”父亲问道。母亲没有作声。“这是最后一次了吗？”他问道。母亲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我想是的。”我说。父亲叫过站在旁边的监狱长，他从来都要监视我们的会面。“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吗？”父亲问他。“是的。”他答道，似乎为身为当局计划的执行人而感到羞愧。“日期定了吗？”“明天早晨。”监狱长说。“什么时候？”“根据监狱规定，早晨５点钟。”“你是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昨天晚上。”监狱长吞吐地说。父亲看着他。“我能有多长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半个小时。”“按照监狱规定，我们至少有一个小时。”父亲说。“半个小时。”监狱长重复了一下，“这是上级的命令。”“你安排一下，我要洗个澡，刮一刮胡子。”父亲对他说，“世界是美好的，我要干干净净地离开。”半个小时，只有半个小时！我就要和一生中最亲爱的人诀别了！我心如刀绞，但我不能哭，我不能在父亲面前垮下来。父亲坐在地下的垫子上，这张垫子是他牢里面剩下的唯一家什了。桌椅和床都已经被他们搬走了。“拿上这些，”父亲把我以前带来的书和杂志递给了我，“我不想让他们碰我的东西。”父亲把律师捎给他的几根雪茄烟也给了我，“我留下一根，今晚抽。”他说道，还留下了那瓶古龙香水。父亲要把戒指给我，但是母亲让他继续戴着。“我这会儿戴着，不过以后要把它给贝娜齐尔。”他对母亲说。

　　牢房里灯光昏暗，我看不清父亲。以前每次见面，都允许我们进入牢房坐在一起，今天却不让。我和母亲挤靠在铁栅栏上，隔着牢门和父亲小声地说话。“把我的爱转达给其他几个孩子。”父亲对母亲说，“告诉他们，我一直在努力做个好爸爸，真想能和他们说声再见。”母亲点点头，但说不出话来。“你们俩也受了很多苦。”父亲说，“既然他们今晚要杀了我，我想你们也就自由了。”我们的心都碎了。

　　“时间到了。”监狱长说。我死死地抓住铁栅。“请把门打开，我要和父亲说声再见。”监狱长拒绝了。“求求你了，”我说，“我父亲是民选的巴基斯坦总理，我是他的女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要搂一下爸爸！”监狱长仍然不允。我把手从铁栅栏中间伸过去想够到父亲，父亲形容枯槁，已经被疟疾、痢疾和饥饿折磨得不成人样。但是他尽力伸直腰，够着我的手。“今晚我就要自由了。”他说着，一丝红光掠过脸庞，“我就要回到拉卡纳祖先的土地上去，变成它的泥土，它的芬芳，它的空气。那里将会有关于我的歌谣，我将成为家乡的传奇。”父亲微笑着。

　　死亡的来临进入倒计时，这样的时刻该怎么度过？我和母亲就这样坐着。我们不时地哭泣，哭到没力气坐起的时候，就倒在枕头上。“我受不了了，妈妈，我受不了了。”凌晨１点半，我终于支撑不住了。母亲给我吃了几片安定药，对我说：“睡吧。”没过半小时，我猛然从床上翻坐了起来，感到父亲的绞索套在了我的脖子上。

　　摘自《武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