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初，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的大哥便以优异的成绩考中了华东师范大学。成为高密东北乡的第一个大学生，大哥的考中，给家庭带来了荣耀，也激活了我的大学梦想，但很快便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因编写《蒺藜造反小报》得罪了当权的老师，被开除出校。时当１９６７年，我１２岁，读小学五年级。

　　失学后，每当我赶着牛羊，背着草筐从学校窗外的小路上走过时，听到教室里昔日的同学喧闹声，心中的滋味确实不好受。不但大学梦彻底破灭，连中学也上不成，我的家庭出身是富裕中农，当兵很困难，招工没希望看来只能在农村待一辈子了。在绝望中，我把大哥读中学时的语文课本拽出来，翻来覆去地读，先是读里边的小说、散文，后来连陈伯达、毛泽东的文章都读得烂熟。

　　过了几年，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张铁生，尽管他不是什么好人，但他的方式的确启发过我，使我在黑暗中看见了一线光明，原来靠一封信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上大学呀！于是，我就学着张铁生的样子，给当时的国家教育部长周荣鑫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想上大学的强烈愿望。信发出半个月后的一个傍晚，我正在灶前帮母亲烧火，父亲步履踉跄地回家来了。他的手上，捏着一个棕色的牛皮纸信封。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响。我本能地猜到了：父亲手里捏着的，就是我发出的那封信的回音。我既激动又害怕，不知道是福是祸。父亲捏着那封信——他的手在微微颤抖——并不急于给我，他的双眼盯着我，眼神是那样的迷惘、苍凉——令我至今难忘——他终于说话了：“你想什么呀？”然后他把信递给了我。那是一张很小的印有红头的便笺，上边有１８行用圆珠笔写的字迹。信的内容大概是：您的信我们收到了，您想上大学的愿望是好的，希望在农村好好劳动，等待贫下中农的推荐。虽然是官腔套话，但当时真让我感动得不得了，这毕竟是国家教育部的回信啊！

　　教育部回信，使我的大学梦愈加疯狂，但我清楚地知道，在村里待着即使我干活比牛还卖力，也不会有贫下中农来推荐我上大学。于是我想到了当兵。当了兵，只要好好干，就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

　　经过连续４年的努力，在２１岁的时候，我终于当了兵，那是１９７６年２月，到了部队，我积极得小命都快豁出去了。掏厕所，挖猪圈，有一次去农场割小麦，我一个人割的比全班割的还要多两垄。就这样，我赢得了部队上下普遍的好感。

　　１９７７年年底，领导告诉我，让我复习功课，准备来年夏天去北京参加考试，报考的学校是我们本系的工程技术学院。我既激动又害怕，激动的是机会终于来了，害怕的是对数理化一窍不通——连分数的加减都不会。我连小学都没毕业呀，一连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后来，发狠一咬牙，拼吧！写信让家里把大哥那些书寄来，在本单位一位马技师的指导下，开始了艰难的自学。那半年里，我在一间储藏劳动工具的小仓库里，熬过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硬是从分数学到复数。化学学了一册，物理学了两册。考期逼近，我心里越来越恐慌。别人见我如此勤奋，都说我必中无疑。但我心里清楚，我只是把一些公式背熟，定理大概弄通而已，解题的能力极差，肯定考不上的。正在痛苦煎熬中，突然，上边来了电话，说考试的名额没有了，我不能去北京赶考了。听到这消息，我如释重负，但心中却感到悲喜交集。

　　经过这一番折腾，我的大学梦基本破灭了。不久，我调到一个新单位在那里担任了政治教员兼图书管理员。为了讲课，我死背硬记了不少政治理论书，利用职务之便，读了很多文艺方面的书。８０年代初，在百无聊赖中，我开始学习文学创作，１９８１年发表了处女作。１９８４年，当我已经不再幻想上大学时，大学的门，却突然对我敞开了。那是个炎热的夏天，我听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招生的消息。那时，报名工作早已结束，我在命运的引导下，拿着自己的作品，闯进了军艺的大门。我的恩师徐怀中先生看了我的作品后对系里的干事刘毅然说：“这个学生，文化考试即使不及格我们也要了。”又是命运引导着我，让我的文化考试得了高分。

　　１９８４年９月１日，我扛着背包，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摘自《青春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