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为民国知识分子的勇武好斗排个座次，马君武想必位于前列。其多次“当众斗殴”的记载，屡屡散见于各类野史稗抄里。

　　民国初，马君武怀疑宋教仁倒向袁世凯，对宋“言语讨伐”。宋按捺不住性子，打了马君武一耳光，马君武“奋起还击”，重伤宋教仁左眼。宋在医院躺了大半个月，伤口才“勉强愈合”。

　　１９１７年初，国会讨论对德宣战，马君武为反战之中坚，但“政学系”骨干李肇甫却赞成对德宣战。马君武勃然大怒，大喝道：“放狗屁！”说罢举杖绕桌追打李肇甫。

　　即便是在对诗赏月的风雅场合，马君武也难脱勇武之气。一次“南社”对诗，马君武被苏曼殊的诗“噎”得半天说不出话，“转羞为怒，急起，奋拳欲殴曼殊”。苏诗人竟“茫然不知所措”，幸亏众人劝住。

　　但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说，马君武虽“性烈”，却有其“烈”的道理。他曾经是孙中山的秘书长，又是同盟会章程八位起草者之一。辛亥革命后，历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北京临时执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等，实为国民党元老级人物。

　　这位留德工学博士，精通英、日、德、法等数国文字，又写得一手好诗。《共产党宣言》的纲领，是他首次译成中文，刊登在《民报》上。他还是第一个翻译并出版达尔文《物种起源》的中国人。其时，有人开玩笑说，“马君武”对上“达尔文”，真是一副“绝世好联”。

　　如此文人脾性，在政坛自是四面碰壁。因固执己见，马君武曾被国民党开除。后来，国民党广西党部欲为其恢复党籍，就让他填个表。表上有“何时入党”一栏，马君武却填上“同盟会章程是我起草”，党部的官员们哭笑不得，只得作罢。

　　马君武一度任广西省长，但多次与桂系军阀交恶，其座船被军阀袭击，连随侍身边的妻子都中弹殒命。死里逃生的马君武向老友陆费逵痛陈道：“政治生活，真是我所不能过的……可惜数千册心爱的书籍和许多未刊行的诗文译稿，完全丢了，实在令我心 痛。”

　　陆费逵答曰：“你是文学家、工业家、教育家。我国应该做的事多得很，你的脾气，不宜搞政治，何不去做本行的事业呢？”

　　从此，中国政坛上便少了一个“勇夫”，却多了一个雷厉风行的大学校长。

　　其时，恰逢国立北京工业大学校长空缺，全校学生一致公议，要求教育部任命马君武为校长。他的学生回忆，马校长一到，“久不冒烟之实习工厂，亦浓烟冉冉升空；严冬冷寂之教室与图书馆，亦得有煤生炉取暖，全校员生振奋不已。”

　　在出任广西大学的首任校长后，马君武又奉行“锄头主义”。他要求学生拿起锄头参加建校劳动，既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又使家境贫寒的学生通过劳动得到一点报酬，以补贴生活费用的不足。

　　抗战期间，为了让学生适应战斗生活，马君武还大力提倡军训。西大学生过着军事化的生活，戴军帽、扎皮带、裹绑腿，每日三餐，号兵吹号，学生列队进入食堂，有时候还要搞夜间演习。

　　在用人方面，马君武不拘一格。按照当时国内惯例，大学毕业生必须担任一定年限的助教，才能晋升为讲师。马君武却从中学教师暑期讲习班中选拔人才，来广西大学担任助教。反之，对不安心本职工作、学生不满意的教师，则不管资历、学识如何，一旦聘期已满，立即予以解聘。

　　马君武的同代人，显然很清楚地意识到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这位校长以其改造中国的封建教育体制、极力推广现代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与蔡元培同享盛名， 有“北蔡南马”之誉。

　　但这个一度“恃才傲物”的马校长，却多次因学校的工作低下“勇武”的头颅。他曾求张学良为其捐助一笔办学款，张学良拒见，他便在张的公寓门房外呆了一夜，张学良只好接见。康有为去世后，他的家人将其藏书出售，马君武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派人前往，苦苦哀求，才得以花费巨资，将康的藏书收于校图书馆。

　　１９３６年，广西当局改组西大，规定校长由省政府主席兼任。马君武请求担任理工学院院长，遭拒，只得离开他一手创建的西大。离别前，他意味深长地对学生说，我一生做的许多工作，都是别人求我，只有办西大，是我求别人。

　　但他似乎从未后悔。１９３９年，５９岁的马君武再度出山，重任国立广西大学校长。他的居所位于校区内杉湖旁，门前是他亲撰的一副对联：“种树如培佳弟子，卜居恰对好湖山。”有后人评说，这副对联，“早洗净先前勇武之气，显得温情脉脉这般”。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