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８年，黄侃应邀到南京中央大学兼课。那时，南京中央大学的名教授甚多，有很多人自重身份，出入都有汽车接送。唯独黄侃，每天步行出入。有一次下大雨，没有代步工具的黄侃穿了一双木屐来学校讲课，下课后天空放晴，他换了鞋子，用报纸卷了木屐夹在腋下回家。门卫看到这个人出入无车，又用报纸夹了东西。于是拦住他要搜身。黄侃也不分辩，把报纸包放下，任门卫慢慢地搜遍全身，直至找不到怀疑夹带的东西才把他放走。

　　从那天起，黄侃教授不再去讲课。系主任去求了几次都无果。最后实在没办法，系主任只好去求校长。可是黄侃却一直等校长去了三次才说：“学校贵在尊师，如果连教师的一双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就算校长再三道歉，说要开除那个门卫，黄侃都没同意再回南京中央大学。后来有人问黄侃，何必跟一个门卫过不去。黄侃说：“不是跟门卫过不去，而是跟制度过不去。若有名气不如我的教授去任教，受了这个委屈，还有没有心教好学生，带着情绪去教，倒不如不教。另外，我若回去，这效力就小了很多，门卫也一定会被开除，他找份工作也不容易，我这一彻底不回去，校长也许就赌了气，不再追究门卫，只说我黄某人小气了。”

　　有人说黄侃狂狷一生，其实当大家都用雍容的姿态去宽容的时候，他却用行动来告诉我们，有些时候，不宽容也是一种侠气。

　　摘自《辽宁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