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纯文学作品需要国家用经济方式来扶持，通过经济手段调节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关系，使大众文学和纯文学共同生长。”为了使自己的观点看上去更具可行性，还特意举例说明之，“譬如书印到１００万册或５０万册以上要加税，譬如电影票房收入达到多少要加税，加税的目的是‘养’那些纯文学。”

　　陈建功举的这个例子，实在有些不讲理。图书出版市场化之后，的确涌现出一批半路出家的学者型作家和网络写手，前者的代表有易中天、于丹，后者的代表有天下霸唱和当年明月，按照陈建功的标准，他们都够加税的“资格”。他们的版税高，但人家是参与市场竞争的结果，是正常的劳动所得，可谓来之不易，拿他们的钱去养本身在体制内就有工资的纯文学作家搞创作，怎么看也有些巧夺豪取的味道。电影票房在逐年增高不假，但里面也有不少泡沫成分，要论扶持，国内艺术电影正嗷嗷待哺，排队也临不到纯文学啊。

　　专业作家体制是从前苏联学习来的，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物质匮乏时期，利用这种方式将作家保护起来，让他们可以像国家工作人员一样，按月拿工资，享受包括分房在内的福利待遇，使作家维持了起码的体面和尊严。一度努力成为坐在家里领工资的“坐家”，成了中国写作者奋斗的方向和目标，很多写作者将进入作协、文联、文化局工作，当作自己值得夸耀的人生履历。１９９４年，以国内第一批自由撰稿人身份出现的王小波，参加过几次专业作家们的笔会，与会者发言时滔滔不绝，而他沉默烦闷，只关心“明天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事实上，在这个时候，体制内外的写作分歧已经很明显了，已经有敏感的书商，开始频繁使用“文坛外高手”的说法包装作者。

　　２００６年，某作家因为市文化局断了自己的工资，一气之下上街乞讨，当时就有评论尖锐地提出，如果不是甘心成为“御用”文人，凭借他的才情，无论是下海还是进行市场化写作，都不会比张贤亮和海岩差。作家上街乞讨事件，让专业作家体制的弊端得到了一次暴露。在经济经历高速发展之后，无数平民百姓纷纷跃身中产，此时，作家和文学已经被彻底的边缘化，体制内的那点工资，成了“弃之可惜”的鸡肋，而已经习惯了体制内生存的作家，当得知这根“鸡肋”也难保障的时候，所发出的愤怒就在情理之中了。

　　现在体制所能为作家提供的保护，除了一份微薄的工资，和一些发行量寥寥的纯文学杂志，已经少之又少了，即便如此，这种体制仍频频遭到纳税人的质疑和新锐写作者的攻击。专业作家体制，已经是一扇单薄的墙，只差一双推手便坍塌了。而这双推手正是市场竞争，陈建功呼吁将纯文学“养”起来，实际上是这个行业整体对于竞争的恐惧，是一种不自信的逃避行为。陈建功认为，“纯文学可以增加读者新的感受，提升我们民族的素养”，但反过来想，如果纯文学沦为作家自恋的工具，它的阅读者仅仅局限于少数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民族素养”的整体提升从何谈起？

　　柯云路开博客回答“善男信女”的来信，并出版了博客书，刘心武上电视揭秘“红楼梦”成为学术明星，余华、刘震云触电影视带动自己作品热销……这些事例都证明，纯文学作家在走向市场后并非死路一条，相反，受众面的扩大会更能体现作家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如果说写作是一种职业的话，那么有过纯文学写作经验的作家，他们的文学功底其实就是一种职业优势，应该无惧与那些半路出家的写作者在市场上比拼。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愿不愿意放下作家的身段，把自己当作这个时代的体验者和观察者。有时候，坚守精神高度和实现物质丰裕并不矛盾——分工的细化和对优秀作品的尊重，更是为这种双赢提供了无限可能。所以，现在要做的，不是将纯文学当作羔羊一样圈养起来，而更应该彻底放手。不去管它的死活，反而会让它的虚弱之根上开出坚强的花朵。至于如果作家不被保护起来有可能会被饿死的说法，不必太放在心上，因为自古以来，文学都不是一个养懒人的行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