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一段密集、牢固、难以忘怀的岁月。一晃，居然近三十年了。

　　那时，我还是个懵懂的少年。一个懵懂的少年，哪里有明确的理想和目标。全靠一股力推动着，一步一步，走上了读书和高考的道路。这股力，无形，又具体，主要源自时代风气，源自社会大环境。

　　而此前，我几乎就没好好上过学。尤其在初中。好像总在盼着放学。一放学，就在心里欢呼。就去白相。到田野。到河边，到夜晚的林子里。跟着大人钓鱼，狩猎，打甲鱼。到了暑假就游水。整天都游水。就觉得，除了读书，什么都好玩。

　　只要不读书，哪怕去做小工都心甘情愿。小算盘早已打好：要是能找份小工做做，就不读高中了。我真的去做了。还是通过父亲的关系。否则，谁会接受一个毛孩子。正是夏天，炎炎烈日下，我跌跌撞撞，抓手抓脚，勉强递着砖头，挑着水泥，搬运着钢筋和木板。绝没料到，砖头、水泥、钢筋和木板竟那么的沉重。无比的沉重。一旁，有位老师傅一个劲地咕哝：“小百戏，还来做小工，真是开玩笑。”我终于坚持不住，不到半天，就慌忙逃离了建筑工地。

　　看来，还得读书，还得继续上高中。上高中时，国家已进入另一个时代。恢复高考，学习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少年班、勇攀科学高峰，各种各样激动人心的口号和榜样，上世纪７０年代末那种催人上进的氛围……所有这一切，让读书和上大学成为一种光荣。记得有位高年级同学，考上了清华大学，名字迅速响彻整个县城。当他走在街上时，所有人都向他投去了敬佩的目光。

　　隐约中，想读书，也想考大学了，但还缺乏自信。甚至都有心理障碍。遇到外语，更是心慌。上初中时，有一回，期末考外语，看到试卷上的题目大都不会做，索性交了白卷。难怪。

　　这时，班主任马应瑞老师出现在我面前。他是外语老师，恰恰要从外语着手。他说：“别人都能学好，你为什么不能？”我稍稍取得一点成绩，他便大加鼓励。适时的鼓励，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多么重要。后来，在我的外语成绩稳步提高后，他又将我树为学习典型。交过白卷，又得了满分，有说服力的典型。这下，走在校园里和街上时，轮到我接受别人敬佩的目光了。到同学家里去，也颇受同学家长的欢迎。还有女同学的微笑。仿佛是对我刻苦学习的奖赏。在相当意义上，马老师影响并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感激他。

　　报考外语，也就自然而然。真正的准备和冲刺从高二开始。也就一年的时间。如此的紧迫，一刻都不能耽搁。上课，上夜自习，随后走路回家，喝口水，便从书包里取出书本，接着看书，做练习题。起先，就在饭桌上看书写字。心里其实一直藏着一个愿望：想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书桌。我终于向父亲说出了自己的心愿。父亲听后没有说一句话。没过几天，一张书桌摆在了家里。父亲就以这样的方式支持着我。那些日子，我每晚都要熬到子夜时分。子夜时分，母亲准会将一碗水煮蛋放到我的书桌上。母亲心疼我，总在陪伴着我，总是对我说：“别这么苦。考不上，也不要紧的。”

　　清晨，五点不到，又自觉起床。搬一把椅子，坐到弄堂里，一遍遍地读英语，背单词。特别冷的时候，就穿着厚衣裳，站着读。好在南方，即便冬季，也不太冷。逢上雨天，我就站在屋檐下，让读书声融进悦耳的雨声。弄堂里，很清静。没有车水马龙，只有几个早起的邻居。只有我的读书声，在轻轻回荡。一般要读上两个钟头。人们纷纷上班的时刻，我也该背起书包上学了。不少人因此晓得了我：弄堂里那个读英语的孩子。

　　拉开时间距离，我感到了某种少年晨读的诗意。当时，一点都不觉得。也不觉得苦和累。苦和累只是后来的回想。这是实情。整天埋头用功，一切都不知不觉。连时间也不知不觉。转眼就要高考了。考场就在我们中学。七月上旬，考试的三天，反倒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记。很奇怪。

　　考完，就是期盼。时刻都在期盼。心惊胆战地期盼。期盼得夜不能寐。有时，勉强成眠后也会惊醒。一夜，忽然大叫，说床上有蛇样的东西。父母连忙到我床边，寻找了半天，然后，不住地安慰我：“这一年，你实在太紧张了。这一年，你实在太紧张了。”

　　第二天，父亲决定让姐姐带我出去散散心。我们到常州姨妈家住了几天。从常州归来，便看到了成绩单。可以填志愿了。第一志愿，我全部填写了军校。我从小就有制服情结。这兴许和成长环境有关。哥哥当兵回来探亲时，我就愿意他成天穿着军装。穿着军装，那么精神，让我也感到骄傲。部队到我们中学招小兵，那个幸运的同学让我羡慕得要命。那些日子，我一边等着录取通知，一边想象着自己身着军装的种种情形。姐姐也赞同我上军校。“你将来还要带个穿军装的女朋友回家。”她极其认真地嘱咐我。我也极其认真地点了点头。制服情结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一种庄严感？是一种神圣感？我不知道。哪天，我一定好好想想。

　　最终，我没有走进军校，没有穿上梦寐以求的军装。

　　１９７９年夏天，我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那一年，我１６岁。接到通知的刹那，我一愣，但很快为另一种前景所激动。我奔跑着去告诉家人，告诉老师和同学，告诉邻居，告诉所有我认识的人：我要到北京去看天安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