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发生以来，各类ＮＧＯ组织、广大志愿者也以最快的速度来到灾区救援。从抗灾前线到救灾大后方，记者数路采访战斗在灾区第一线的ＮＧＯ和志愿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ＮＧＯ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在接受采访时高度评价了ＮＧＯ在这次危机中的应对能力，“与以前相比，这次ＮＧＯ组织救援行动在反应速度、参与的数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周忠民：５８ 岁的灾情调查员

　　周忠民，一个普通的民间助学志愿者，１９９８年以来走访了十多个西部省份边远山区的２０００多所贫困学校，被评为２００７年“感动乐山”人物。

　　５月１２日，周忠民正在贵州威宁县走访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资助的学生。他接到老伴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四川大地震了，你在哪里？你没事吧？”

　　１３日中午，媒体报道的灾情严重程度让周忠民震惊。他曾去过海城地震、唐山地震现场，“我知道地震会造成多大的破坏。”他坐不住了，立刻和各大民间ＮＧＯ组织联系，要求赶赴第一线了解情况。

　　还没等到回复，周忠民便搭上晚上７点半威宁前往成都的火车。１４日，他找到设在成都“ＮＧＯ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要求加入救灾工作。周忠民长年在外奔波，患有严重的白癜风，工作人员担心他年纪大，身体情况不好，劝他不要深入灾区。“ＮＧＯ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协调人张国远对记者说：“周老师看我们那么多顾忌，他不听，说没事，就直接走了。”

　　“救灾组织的工作已有人做，现在缺的是消息，特别是重灾区的一线消息。”确定了工作方向后，在成都没有停留多久，周忠民和其他两个志愿者曹鲁、姚凯立刻开车前往都江堰方向，目的地映秀镇。

　　１４日傍晚６点４７分，周忠民和同伴在过青城大桥后受阻，“只有通行证的救灾车可以过去，目前没有看到水污染情况。”那时，他们离映秀镇只有二十多公里。

　　当晚９点４８分，周忠民们第一次爬山翻越紫坪铺水库上面的隧道，但随后同行两人均在爬山时走错路并摔伤。周忠民从原路返回找到他们。受伤加上体力不济，他们只好返回成都。

　　在成都修好车之后，周忠民带着５个人，开着两辆车继续上路。这时，他的计划有改变。他对记者说：“政府和车队关注的都是那些灾情最严重和比较大的地区，而其他一些交通受阻车队进不去的地方，同样非常需要帮助，我们现在要去那样的地方了解情况，调查他们需要什么。”

　　九洲飘扬红丝带 、黄丝带

　　九洲体育馆位于绵阳市永新镇，是当地重要的受灾群众临时避难所，收容了２万多名受灾群众。１５日凌晨时分，馆内人声鼎沸，一群手腕扎着丝带的志愿者穿梭在场馆，年龄最小的志愿者才１２岁。所有志愿者被分成１０个小组，分区域服务。志愿者戴着的丝带，颜色有红、黄、绿，还有其他各种标志。

　　“在九洲体育馆的人，只有两种身份，一种是受灾群众，一种是志愿者，”九洲体育馆“黄丝带”负责人徐斌说。

　　徐斌说，第一批志愿者的标志是白帽子，仅半天，就发完了，紧急赶制黄丝带，但很快也用光，不得不向社会征求布料，但还是不能应付需求，现在红布仅剩两大包，只能把５厘米宽的丝带一撕为二。

　　邓月皎是个１６岁的女孩，见到她时，她正捧着一箱火腿肠，发给孩子们。邓月皎的手腕上系着一根红色丝带。

　　邓月皎也是受灾群众，１２日下午，学校被震塌了，她逃过一劫，手机、钱和卡都丢了。晚上，劫后余生的师生在操场上唱歌，有同学用手机上网，才知道北川重灾。邓月皎放声大哭。她的父母和奶奶从北京旅游回来，１２日刚回北川。第二天，邓月皎在绵阳几个收容受灾群众的体育馆，从早上８点一直找到天黑，不见父母踪影，她绝望了。

　　这时，一位“红丝带”揽过邓月皎，安慰她，给她的手腕上也系了一根红丝带。“我连那个阿姨的名字都不知道，我想应该多做好事。”于是，从那天起，邓月皎再没离开过九洲体育馆，也成了一名“红丝带”。也许是孝心感天，邓月皎的家人都奇迹般地安然无恙，在九洲团聚。

　　和父母团聚后，邓月皎也没有摘下腕上的红丝带。    

　　“黄丝带”周小燕是第一个进入九洲的心理医生。５月１６日晚，她一到九洲，就开始工作。她来自成都，之前做过儿科、内科医生等，她说，治疗孩子的“内伤”需要耐心，用孩子的方式和孩子交流。“黄丝带”也注意到灾后心理痊愈会是个漫长过程。负责人徐斌说，很快会有一批心理医生进驻九洲。现在不允许任何人进入中心场馆，有二三十名志愿者在里面照顾孩子们的吃、住、衣服添置，哄他们开心。

　　泸州山地救援队：

　　把姓名写在自己的搜救服上

　　在此次赶赴四川救灾的众多自愿者救援队中，泸州山地救援队是其中的一支。尽管只有区区８名队员，但是他们在短短的两天时间内却完成了４次搜救任务，参与救助了５０多个受灾群众。

　　泸州山地救援队是四川省地级市唯一的专业山地救援组织，也是全国首批获得专业救援资格的组织。虽然经历过“联通抢险”等任务，队长肖兵依然深知，此次山地救援队的搜救工作危险系数相当之高。所以，他在队伍集合的时候强调：“参与救援的队员都是自愿和自费的，没有任何报酬。我们此次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希望大家不要隐瞒自己的家人！”

　　听了这番话，队员们没有过多的语言，所有人都默默地在自己的搜救服上写下了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和家里的联系电话。

　　５月１３日傍晚，在泸州市民政局为山地救援队出具了介绍信和救援证明之后，泸州山地救援队一行８人向地震灾区进发。作为一支颇有经验的专业救援队，他们携带了防尘口罩、手套、饮用水、电池、干粮等必备的救援物资。

　　肖兵和他的队员们抵达都江堰之后，立即被满目的废墟所震撼，几乎所有的房屋都已经支离破碎。肖兵回忆说，尽管有一些房屋没有倒塌，但似乎只要轻轻一碰，随时都有垮塌的危险。四周到处都是受伤的人群，偶尔还能看到尸体。

　　肖兵和他的队员们很快找到一处倾斜的危楼，他们到的时候已经有一批成都消防队员在搜寻生命迹象。由于有登山的经验，肖兵向消防队要求现场营救的吊车将自己吊上高处，以便营救在楼上被埋的生还者。但是现场余震不断，营救队员也随时有被活埋的危险。肖兵对自己的队友说，在自己的身上系好绳索，万一要是垮塌，可以用绳索将自己拉回。

　　经过努力，终于在搜寻了３个小时之后，寻找到一名生还的女性。在现场数十人的协同努力下，这名叫徐雨的女性在被埋２０多个小时后被营救出来，脱离生命危险。    

　　“绿色江河”：

　　救助不仅仅需要热情

　　救灾与援助的队伍中，不乏国内知名的ＮＧＯ组织。

　　１６日，５辆插着白底绿色标志的“绿色江河”旗帜，从成都出发，前往绵竹救灾。

　　运作了１４年的环保组织“绿色江河”，这是第一次参与救灾。救灾行动负责人杨礁是一个成都姑娘，短发，休闲衣裤，拿着对讲机，指挥利落。

　　杨礁说，这是系列的救助活动。他们现在正在选点，打算在样点中示范，然后推广开来。当天，“绿色江湖”来到兴隆镇凌桥村。这个有１７００多户的村是兴隆镇最大的村，全村４４００ 人，９７人死于地震。

　　“我们计划这几天先帮灾区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然后帮他们解决灾后的疫情防治。比如井水能不能喝？深圳建筑设计院副院长是水质检测专家，也是我们的志愿者。几天后，他会过来取水样，帮灾区解决喝水问题。”

　　“绿色江河”负责人杨欣说，ＮＧＯ的作用并不能替代政府，“我们可以帮助建设灾后卫生诊所、学校，从救急过渡到灾后重建，可能会选择５个村子，帮他们重建。比如农民饮用水问题，我们的志愿者已经联系了可以净化水的机器，很快就能投放灾区；比如垃圾收运问题，厕所如何利用沼气等。”

　　心连心国际组织：

　　“温总理鼓励了我们”

　　鲁滨逊是一位医学博士，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在北川县城，他喜欢站在进入腹地的唯一进口处。这里摆放着几大箱针头、盐水等物品。这次，鲁滨逊带来１６名志愿者，３辆车，包括一辆运送物资的卡车和一辆救护车。鲁滨逊说：“第一天，许多物品因道路不畅，我们要多次往返来回跑两三公里远的车上去不停地取。”

　　十多年前，鲁滨逊来到成都，开设了一家带公益性质的“心连心”诊所。这次四川多个地区遭受严重的地震灾害，他通过心连心国际组织运送来一批医疗用品，前来灾区援助。

　　心连心国际组织成立于１９８２年，鲁滨逊说：“我曾经参加过海啸等灾难援助。”５月１４日，鲁滨逊的人马一箱一箱往山上运送药品，被前来视察的温家宝总理看见。“总理鼓励了我们。”鲁滨逊的司机田光福说。

　　白天，鲁滨逊在北川工作，晚上他就回到绵阳一个朋友家里。“过去，我们主要是到全世界去参加各种救援行动，这次是我们第一次在中国牵头。”

　　鲁滨逊介绍说，心连心国际组织在成都的中国总部只有６个人。但是这次大震来临，就有很多人踊跃报名做志愿者。在北川，除了鲁滨逊还有凯尔西，她是一名护士，在成都第六医院工作。在北川中学操场上的医疗帐篷里，她拿起听诊器，穿上护士服，和中国医生一起为刚刚抢救出的伤员进行医疗救助。

　　ＮＧＯ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５月１３日成立的“ＮＧＯ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是国内ＮＧＯ组织在成都的大本营：几乎所有到成都救灾的ＮＧＯ都在这里登记；其他外地的ＮＧＯ组织则把所筹集到的资金和物资统一发往此处等待调配。    

　　攀枝花市东区志愿者协会秘书长张国远已经３天没合眼了，自从办公室第一时间向全国的ＮＧＯ组织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呼请民间组织参与５·１２地震援助行动”的倡议书后，办公室的电话和他的手机一直不断。

　　“ＮＧＯ做事情，一直比较讲效率。我们要求过来的人都到我们这里登记，这样的话，大家听从统一的调派，做事可以更有针对性。现在，已有１３个ＮＧＯ组织派人过来做救灾工作。另外，１００多家ＮＧＯ组织在外围采购物资运输到我们这里。”张国远看了眼手上的统计数据。

　　每天，通过“联合办公室”这个平台网络输送到灾区的有价值１００万的物资，办公室最重要的工作，是派出前来的ＮＧＯ组织成立灾害管理调查队，前往一线了解情况。此外，办公室还在灾区各地建立了救助站，帮助受灾群众进行灾后重建，并进行一些心理辅导。

　　“作为一个ＮＧＯ组织，在大灾大难前面，我们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杨礁说。

　　贾西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ＮＧＯ研究所副所长，在接受采访时也高度评价了ＮＧＯ这次危机应对的能力，“与之前类似的灾难性事件相比，这次的ＮＧＯ组织救援行动在反应速度、参与的数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公民的参与度非常高。ＮＧＯ组织已经募了６．８亿元。”贾西津说，“ＮＧＯ的特点就是持续时间长，能充分调动公民的积极性，参与重建工作。”

　　“政府处理的是面上的工作，而ＮＧＯ关注的是细节。”贾西津说，这些将在更长的时间里显现出来。             据新华社

　　什么是ＮＧＯ

　　ＮＧＯ，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

　　ＮＧＯ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全球人口、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传统的政府和市场两级还无法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一种回应，ＮＧＯ迅速成长并构成社会新的一级。

　　ＮＧＯ不是政府，不靠权力驱动；也不是经济体，尤其不靠经济利益驱动。ＮＧＯ的原动力是志愿精神。

　　ＮＧＯ是政府有效的“减压阀”和“稳定器”，还有着不可忽视的精神功能。ＮＧＯ在中国有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ＮＧＯ，具有较长的历史和“半官方”的特色；另一种多由民间人士自发成立。目前全国稍具知名度的民间自发公益类ＮＧＯ大约在３００家左右。中国ＮＧＯ主要集中在环保领域、妇女领域、扶贫领域，如北京的“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志愿者”，天津的“绿色之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