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郑州黄河渔场范围内，曾经有过几个苦难的村庄，其中一个叫郭当口，１９４４年没入河底(现在的郭当口是新建的)。我童年的一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今年清明节回老家扫墓之后再次到黄河渔场凭吊我记忆中的郭当口。

　　我家原住在离花园口不远的田河村，１９３８年６月初，收了新麦的人们正忙着打场和播种晚秋，村里村外喜气洋洋。６月９日国民党部队在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放水，群众毫不知情。水开始很小，也不知从哪里来的，都没在意。第二天水由脚脖深渐渐涨到齐腰深，人们这才慌了，纷纷涉水外逃，一些舍不得家里东西的人，爬到了大树上，房顶上，被蒙在鼓里的人啊，还在等待大水退呢。这等待，使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能是上游下了暴雨，浊浪吼叫着滚滚而来。只见那大桥挣扎几下就被连根拔掉，房屋顶部冒股烟尘，就卧于水中。房上、树上的人有些被大浪卷得不见踪影，有的抱住了漂流的树木，有的抱住了梁檩或其他漂浮物在浪涛中挣扎呼喊“救命呀救命呀”的喊声和哭声，随着河风飘向四面八方，其情其景惨目揪心。可是在那种情况下有谁救得了他们！

　　我们全家侥幸逃了出来，先是在黄河大堤上搭个庵子存身，后投奔申庄的亲戚家，不久，房屋也被洪水冲毁，又几经迁徙，于１９４０年落户在郭当口村。

　　郭当口村是个２０多户人家的小村，土地虽广，可盐碱化严重，每年收的粮食不多，人老几辈子主要靠熬些土盐土碱过日子。算是老天照顾吧，这里的土熬出的盐碱，色泽、口感都好，远近闻名，并流传有这样一句歇后语：“郭当口的盐碱——地道”。因此所熬的盐碱不愁销路，大家的生活虽不富裕却也有吃有穿平平安安。不料１９４７年灾荒接踵而至。６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先是北边的天空灰蒙蒙的，人们以为要有暴风雨了谁知是遮天蔽日的蝗虫。它们疾风般扑来，一会儿满地都是蝗虫，一脚下去能踩死五六个。这些家伙好像饿死鬼托生的，什么禾苗都吃，直到吃光之后，才蹦着跳着向南移动。待蝗虫远离之后，大家含着眼泪抢种晚秋，可到８月底，黄河发了大水，新黄河没有堤，洪水溢出河槽，如野马脱缰，肆意横行。离黄河二里远的郭当口，遍地洪水达半人深。抢种的庄稼被淹死了。洪水退后留下半尺厚的稀胶泥，人们又喜又忧，喜的是土地从此变好了，可秋季颗粒无收，又没有了可熬盐碱的卤土，一冬一春怎么过？这时二群叔在未干的胶泥地里撒了些蔓菁籽，说是来年开春后叶子可以吃，于是不少人家都种了些蔓菁。果然，在度春荒中这蔓菁派上了大用场。

　　那场大灾荒是全省性的。出了正月，就不断听到某某村饿死人的消息。饥饿步步紧逼，大家把目光投向那出土不久的蔓菁叶。出乎意料，嫩绿姣弱的蔓菁叶下，不知何时已长出了指头一样粗的蔓菁。平常的蔓菁皆为扁圆形，而这蔓菁却像耙齿一样长，上粗下细，大家就称之为耙齿蔓菁，做熟后吃着面面的，甜中略带苦味，比胡萝卜还顶饥。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小小的耙齿蔓菁，还给村里引来了“金凤凰”。黄河故道北边原武县饿死了丈夫的妇女听说郭当口村有蔓菁可吃，有的就托人打听村里有没有光棍汉？可真找到地方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仅有２０多户人家的郭当口，竟有五个３０多岁的男人没有结过婚。他们对娶妻生子早已不抱希望。这下好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五个光棍汉先后成亲。尽管生活困难，每个光棍汉结婚时，家里都变卖东西买来鞭炮放，使整个村子显现出从未有过的喜气与活力。

　　土地变好了，光棍汉成家了，１９４３年麦秋雨季又都是好收成，人们的心劲别提有多高了，破天荒盖了三间新房子办起学堂，从原武县请来了一位老秀才教我们读《三字经》、《百家姓》。这位老秀才姓娄，是唐代名臣娄师德的后代，人品、学问都有名气，连外村两个读到《诗经》的学生，也来跟着他学习。可惜好景不长，１９４４年夏天黄河主流北滚，于庄、郭当口等几个村相继被黄河吞没。我们再次无家可归，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

　　国民党扒开的河口，１９４７年堵住了，黄河水重归故道，我们的土地又见了天日。然而，这算什么土地啊，不是飞沙，就是卤地，都不能种庄稼。黄河啊，怎么这样和我们过不去？当年我们恨她，骂她，现在明白过来了，黄河是无辜的，我们骂错了对象，该骂的是那些拿人民生命财产当儿戏的东西。旧社会黄河三年两决口，泛滥成灾，是因为河官们把给黄河的钱，装进了自己腰包。过去说“黄河百害，唯富一套”，那是加给黄河的不实之词。蒋介石派兵在花园口决堤造成惨绝人寰的大灾难更使黄河蒙上了不白之冤。看看新中国成立后的黄河吧，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指示，尊重黄河，维护黄河，引黄灌溉，引黄淤地，并用来发电、饮用……黄河水成了金浆玉液，在沿黄地区的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

　　人民生活中，谁个能离开黄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