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先生治学清史，卓有建树，主讲的《正说清朝十二帝》登陆百家讲坛后，拂去了许多人思维中的清史迷雾，栏目收视率一度成为传媒领域研究的焦点。

　　上世纪６０年代初期，他从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工作还未稳定，就戴上了“白专”的帽子，被下放到北京南口农场改造。

　　一边是劳动改造、学习马列，另一边，他忙里偷闲阅读史学方面的线装书。这在当时是不被允许的，果然，很快就有领导根据举报找他谈话，告诉他要好好改造思想，不应该看线装书，看“封建主义的”的书！

　　阎崇年回答说自己不想丢掉所学专业，而且历史书尤其是清史书籍在当时都是线装书……

　　三天后，这领导找阎崇年谈处理意见，说这儿是改造思想的地方，那样看书会给群众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干脆给你排个夜班，白天在房间里，晚上抽空儿都可以看书，不影响人！

　　这个人叫麻自通，是城里派去的大队长，许多年后，阎崇年不止一次地看望他，感激他当年对自己的照顾。而麻队长也坦白地表示，当时这样的处理，保不准会有人找麻烦，自己有一种矛盾心理，但是珍惜人才的思想压倒了一切！

　　杨曾任山东大学历史系主任，对曲阜做过档案的研究，在文史档案方面具备相当的权威性，他这时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前身）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主任。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杨先生接待了从南口农场来的阎崇年，听了这位青年后学决心研究先秦史的志向，阅读了他结合劳动实践写就的《钻木取火辩》，在字里行间，他隐隐然感受到了一个史学才俊勃发的光芒。

　　这次见面后半个月，阎崇年接到杨向奎的来信，杨先生对他提了五六点建议，大意是，研究先秦史的优势在西安而不是北京，从地上地下的文物史料看，在北京研究清史有巨大的不可复制的优势，这是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随便丢个籽，就会有收获。

　　对阎崇年来说，这无疑是漫漫长夜里的一盏明灯，他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琢磨这封信，最终决定了一生的方向。

　　因为表现好，原本三年的改造时间缩短到两年半，１９６５年阎崇年回到城里的一所中学当图书管理员，图书室不对学生开放，数学老师不来，语文老师偶尔来一次，他干脆在书库里摆上了一张小书桌。同室的另一位管理员出身也不好，两人惺惺相惜，配合很好，这位同事离学校近，常常是阎崇年赶到时他已经打扫好卫生，并且主动担承了许多杂务，中午吃饭时有时两人一起出去，有时阎崇年看书看得欲罢不能时，同事干脆带饭回来。在后来最动乱的十年岁月，他就是在这里与世无争地读了十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