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护本国金融安全角度讲，限制外资炒作当地股市的思路是正确的。但行政性管制政策却给金融体系带来了恐慌气氛，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尽管印度财长奇丹巴拉姆紧急出面安抚市场情绪，政令匆忙改动无疑令国家信誉受损。

  与印度相似，我国也存在本币升值、股市飙升、房地产等资产价值偏高的问题，除１００亿美元左右的ＱＦＩＩ之外，掌控１．２万亿美元的国际对冲基金正悄悄通过地下渠道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业内人士估算目前地下外资入市规模可能高达８００亿美元左右。

  更有人怀疑疯狂炒作工商银行股票的资金不是国内基金公司，也不是私募资金，而是国际游资。他们与国内不法券商和投机者合作，通过对倒等方法拉高权重股，目的是坐庄整个中国股市。

  前车之鉴告诫我们，过激的管制政策并非良方，化解国际游资负面影响的出路仍在于疏导。对中国股市而言，采取直接“堵”游资流入的措施，无法浇灭游资“赌”人民币升值的热情。对游资的管理应倡导“堵不如疏”的管理理念，要形成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缓解汇率失衡问题，这才是治本之策。在目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央行仍有必要对汇率进行调控，以使外汇市场平稳运行，汇率接近其均衡汇率水平。

  从操作层面看，以游资获利的基本途径为线索，通过严格的审核遏制游资炒作，比单纯严厉的限制更加科学、有效。一方面应对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资本流入提高警惕，加强对居民和非居民个人结汇、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以及其他外汇资金流入结汇真实性的审核，防止外汇资金大量结汇后进行投机性活动。另一方面应关注外贸差价，尤其是关联公司间利用价格转移的手段隐匿利润的迹象，防止游资通过经常项目偷偷地流出。

  此外，在中国股市新股申购的一级市场上，也活跃着一股“国内游资”，它的特征是只有申购新股时才会露面，像中国石油、中国铁路，都冻结了３万亿以上的金额，一旦新股申购结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几乎看不出有参与二级市场炒作的痕迹。从风险层面考虑，它完全没问题，但是很大程度挡了散户们的“财路”，使中签率大大降低，像中国铁路，必须有６７万元才能稳中１０００股，对手中既有股票又想碰碰运气的中小投资者来说实在是可遇不可求。

  我想如果有一天有关方面突然动手调查国内游资的来源，没准能有惊喜的发现。

  （完）

  中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