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山东，１９５０年到郑州市委组织部工作，当时的郑州只有一条马路——大同路，最高级的交通工具是小毛驴。１９５８年，组织派我到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法律，１９６２年学成归来，被分到管城区法院担任院长。法院共有８人，一正一副两个院长，一个文秘，两个审判员，两个书记员，一个法警。

  １９６６年，法院停止工作。我被下放到密县（现新密市）农村，丈夫和两个儿子也分别被下放到禹县（现禹州市）和南阳，家里只剩下８０多岁的老母亲和７岁的小儿子。

  １９７３年，正在农场劳动时接到通知，让我回来重新领导组建管城区法院。接到这个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还有机会再回到这个岗位上，再为国家的法制建设尽力。回到郑州后，在同志们的努力下，法院重新组建，我们从北下街搬到西大街，有了一个独立的院子。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春风吹来，重视人才、重视知识成了社会的广泛认知。我们法院面向工厂、学校广招人才，一次就招进２０多名知识青年，他们白天勤奋工作，晚上到夜校学习，很快就成为业务骨干。现在，这批同志很多都走上了领导岗位，为法律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国家重视知识的成果。

  改革开放初期，区政府给法院配发了一辆自行车。我们规定，谁办案路途最远谁骑车；１９８３年，政府又配发一辆偏三轮警用摩托车，这车只用来押运嫌犯。大伙都严格遵守规定，外出办案大多靠步行，宁愿自己辛苦，也不舍得动用这辆车。

  当时，我们设立了院长接待日，虽说每周只有一天，但我办公室的大门时刻敞开，群众不管什么时候来，我都先把一杯热茶递上去，再把群众的心声和诉求记在本上。该解释的解释，该调查的调查，该处理的妥善处理。中午从没有回过家，把从家里带来的面条在茶炉房煮一煮就是午饭。工作确实辛苦，但越累却越觉得幸福。

  １９８５年１２月，我到了退休年龄。临退休前几个月，我们第一次发放法官制服，我就是穿着这套制服离开了奋斗几十年的法官岗位。现在，我已经８０多岁了，有时回法院，看到办案技术越来越先进，工作效率越来越高，我打心眼感到欣慰。希望新时代的法官们珍惜这大好的时光，为国家法制建设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