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庄

１２世纪初，神学成为法国一个十分热门的职业。因为著名的学者如何培拉德、青浦的威廉和拉昂的安瑟伦等在巴黎讲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精英涌向这里，很快在塞纳河畔就挤满了吵吵嚷嚷的来自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典和匈牙利等地的学生，巴黎大学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孕育出生。一些学者和名流也慕名云集于此，被认为是中世纪哲学家中最有个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物阿伯拉尔，在用三段论推翻了威廉的实在论，批判了著名逻辑学家罗色林的极端唯名论立场后，又批评自己的老师安瑟伦是一棵光长叶不结果的树，只冒烟不发火的炉子。作为巴黎大学的创造者，阿伯拉尔深受学生的拥戴，但却引起了许多不学无术却顽守正统的所谓学者们的极端仇恨。他不断处在被指责为信奉异端邪说的危险之中，甚至被主教会议宣判焚烧他的著作《神学导论》。为了爱情，他惨遭阉割。作为一个哲学家、神学家和教育家，阿伯拉尔一生都在挣扎中奋斗，且不说一个教皇，十九位红衣主教、五十余名大主教和主教都出于他的名下，仅就创建巴黎大学一项，试问古今中外谁能匹敌？

巴黎大学和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大学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大学，也称为“母本大学”。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生命链：牛津大学脱胎于巴黎大学；剑桥大学脱胎于牛津大学；哈佛是剑桥大学的学生，斯坦福是哈佛大学的学生……如此算来，巴黎大学是剑桥大学的祖母，而斯坦福大学，应该是第五代了。繁衍了这么多顶尖的大学，巴黎大学依然雄风不减，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巴黎大学是个典型的教师大学，在这里是教师说了算。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大学里，却有着法兰西民族特有的浪漫和民主，自由的风气。在巴黎大学没有新生训练，没有毕业典礼，没有学生宿舍和食堂，没有训导制度，甚至连上下课铃声也没有。上课１０分钟了还不见老师，学生可以自动早退；如果老师讲得兴起超过了下课时间，学生也可以鼓噪、起哄。就是在这样的我们看起来混乱不堪的无序状态中，巴黎大学涵养了自己让世人看不见，却让人类社会强烈感受到的浓郁学风，在轻佻、顽皮的表面现象之下书写着庄重的辉煌。７００多年来，她培养出了巴斯特、居里夫妇和罗曼·罗兰这样的世界级杰出人物，也为中国培养了严济慈、许德珩、钱三强、陈寅恪、施士元、王力等世界级精英人物，其中的施士元是居里夫人为中国培养的惟一博士。

即使如巴黎大学这样的学府，也无法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文艺复兴以后，大学逐步调零，走向衰落。在衰退的过程中，有些大学在政治上、思想上趋于反动。巴黎大学甚至直接出面审判并处死了民族英雄圣女贞德。当时法国２２所大学被称为无知的堡垒，堕落成为最愚昧的场所。１７８９年资产阶级大革命后，全法国的大学被关闭。到１９世纪中期，全法国只有一所“帝国大学”。这种局面，又导致了法国社会的全面落后。１８５２年在国际博览会上，法国人十分痛苦地明显感到自己的科学技术和国力远远落后于英国和德国。１８７０年，第二次普法战争使法国成为战败国。法国人认为，是德国的大学使德国战胜了自己，痛定思痛之后，法国的大学迎来了一轮新的发展机遇。１８９６年，法国议会决定在每个省重新设立或恢复综合性大学。巴黎大学东山再起，集中了欧洲第一流的学者和专家，很快成为世界一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