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以藩王身份起兵，夺取皇位，他当然深知藩王对皇权的巨大威胁，所以他即位后无疑要把“削藩”作为自己的既定方针。但朱棣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充分认识到“削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他首先亮出的不是藩王的削夺者而是藩王利益维护者的姿态。对被建文削废的五位藩王，除湘王自焚外，朱棣将其余四王全部复爵，并对他们大加赏赐，使得这些藩王皆大欢喜。

与此同时，朱棣又不动声色地将一些藩王改变封地。如宁王原封大宁，因助燕王“靖难”有功，当初朱棣曾有“事成中分天下”的许诺，但此时却矢口不提，宁王请改封苏州或杭州，均遭拒绝，最后改封南昌。

改封，使那些对永乐威胁较大的藩王脱离了原来经营已久的地盘和军队。这些藩王尽管有奇谋，善用兵，改封以后也只能如虎落平阳、龙困浅水，难以兴风作浪了。领兵肃清沙漠、抵御蒙古残余势力的任务，已悄悄转移到朱棣亲信武臣手中，藩王统领重兵的格局也被打破了，解除了藩王对朝廷潜在的军事威胁。

一些藩王完全不懂得乃兄永乐帝的用心，把永乐对他们的优礼看成是对藩王利益的真心维护，于是他们自恃宗室之亲，得意忘形，骄纵不法，这正好给永乐提供了“削藩”的机会。齐王朱樽骄纵残暴，复封后在青州城内阴结勇士，招纳王命，擅令校尉，甚至僭用帝号，用自己的护卫兵士守卫青州城，使地方守吏不得登城夜巡；他还任意拘留、监禁无罪之人。王府官吏李珙欲向朝廷举报，被其秘密关押，企图杀人灭口。消息传到朝廷，永乐完全可以凭此将其废削，但他为了不致引起其他藩王的疑惧，做得十分审慎。他先是赐书劝诫，希望他“涵养德性，宽以驭下，用保始终”。两天后，再次赐书劝谕。但朱樽不思悔改，我行我素，并欲图谋不轨。永乐第三次赐书，明确指出他“比为悖逆之事属矣”，质问他为什么“恬不知悔，恣肆日甚”。最后警告他：“非分之思，不可数得，王其省之，毋贻后悔。”这次朱樽似乎受到震动，上表悔过，并要求来京谢罪。谁知来京后，廷臣交劾，朱樽非但不接受批评，反而凶相毕露，疯狂叫嚣：“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耶?会尽斩此辈。”至此，朱樽的丑恶嘴脸已得到充分暴露，永乐顺从众意，下令罢去朱樽护卫亲军和王府官属，并将其留在京郊，不准返回封国。朱樽心怀不满，怨言啧啧。永乐四年（1406年），下诏削去朱樽及其子之爵位，废为庶人。朱樽成了永乐削废的第一个藩王。 第二个被削的是谷王朱槔。他也是凶残成性，骄肆妄为，抢夺民田，侵吞公税，滥杀无罪之人。王府长史数谏，朱槔竟诬其诽谤，磔杀之；他又招匿亡命，演习兵法战阵，制造战舰、弓弩器械；大创佛寺，度僧干人，整日咒诅；尤其严重的是，他阴谋趁元旦向皇帝献灯之机，选壮士教之音乐，混入禁中，伺机谋变，还企图拉拢蜀王共同起事。蜀王向永乐告发其阴谋，于是永乐召朱槔入朝，并向大臣公布了朱槔的罪状，诸大臣同声请诛。但朱棣引而不发，仍要诸王议其罪。如此慎行，一方面可以避免授人以口实；另一方面通过诸王议罪，又起到警告、教育诸王的作用。用心可谓良苦。周、蜀、楚等王认为朱槔违祖训，谋不轨，诛无赦。应该说，一切都已水到渠成了，但永乐为避免激化矛盾，仍不开杀戒，只是将朱槔及其二子削废为庶人。 宁王朱权改封南昌后，有人告其“巫蛊诽谤事”，永乐经过密查，属无中生有。但风声传到朱权耳里，深知永乐为人的朱权看破红尘，从此不问政治，洁身自保，自建精庐一区，莳花种竹，鼓琴读书。这种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使他与永乐始终相安无事。周王复封后，由于对属下管教不严，府中违法违制事件时有发生。永乐多次赐书劝诫，周王也向永乐深陈悔罪改过之意。永乐后期，又有人屡告周王图谋不轨，永乐召其入朝，周王顿首认罪。永乐亦以宽大，并未给予处分。聪明的周王立即主动交出三护卫官军。从此，周王也远离政治，以善述终其世。

岷、代、辽三王，因罪被革去护卫。其余的藩王因能俯首听命，奉制守法，永乐仍保留其封爵。

至此，永乐顺利地解决了明初藩王威胁中央集权的严重问题，彻底打破了藩王掌兵的格局，使其再也掀不起危及皇朝的狂飚。

摘自《文史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