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曾迷恋把黑人送出美国

南方军队投降后的第５天，1865年4月14日晚１0时15分，正在华盛顿福特剧院包厢里看戏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被一个同情南方的精神错乱的演员约翰·蒲斯刺杀。这位行刺者在开枪后从包厢里跳到舞台上向观众喊道：“一切暴君都是这个下场。”

林肯不是什么暴君，他签署了《解放奴隶宣言》，成功维持了联邦制，在美国人的心目是备受尊崇的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但也就是这位总统，曾经迷恋于把自由黑人迁移出美国的宏大计划。

把黑人送回非洲去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把黑人送回非洲老家”，是美国人想解决黑人问题的主流思想。1816年，美国殖民协会成立，开始大规模地送走自由黑人。利比里亚就是美国殖民协会的重要成功实践。1847年7月，利比里亚共和国在美国殖民协会的协助下由美国黑人移民建立，之后百余年均为美国黑人移民后裔统治。

林肯对把黑人送回非洲去的做法也颇为赞同。1861年3月林肯就任总统，正式将迁移黑人计划付诸实施。在当年的总统年度咨文中，他向国会提出迁移自由黑人的建议并得到响应，国会拨款10万美元，后来增加到60万美元。

让自由黑人到中美洲去

把黑人送回非洲并不那么容易。毕竟非洲太遥远，耗资太大。据林肯估计整个迁移需要37年才能完成，巨额费用需要几代人来承担。于是，林肯又把目光投向附近的中美洲地区。

1862年，内战中的联邦军队依然处于劣势。为扭转战局，坚信“没有奴隶制，叛乱绝不会存在；没有奴隶制，叛乱就不会继续”想法的林肯，在1862年12月1日的总统年度咨文中提出有偿释放奴隶与将被解放黑人迁移出境相结合的计划。为了向南方妥协，林肯提出逐步有偿释放奴隶；而为减轻北方的顾虑，他提出了送被解放的黑人到海外殖民的计划。“黑人的迁出可以增加对白人劳动力的需求，白人劳动者的工资也会提高。”

为配合林肯的这一计划，寻找合适的殖民地点，国会开始了一系列外交斡旋活动，先后给圭亚那、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哥斯达尼加等国家发去了创建殖民地的请求。但计划真正得以实施的只有海地的一个小岛。政府曾与一个叫本纳德·科克的人签订协议，科克同意以每人50美元的价格迁移5000黑人到小岛上。但这一计划几经周折仍未成功，政府不得不于1864年接回岛上的黑人。

计划失败仍痴心不改

形势并未如林肯所愿，南方奴隶主根本不接受林肯的有偿释放奴隶的妥协方案。所以，作为配套措施的林肯一厢情愿的迁移计划也无从实施了。

既然南方不肯接受有偿释放奴隶的停战方案，为扭转战局，林肯于1862年9月22日发布了《解放奴隶宣言》，宣布从1863年1月1日起，所有叛乱各州的奴隶应被看作是自由人，可以应召参加联邦军队。《宣言》给了黑人最终赢得美国公民身份和联邦宪法所赋予的所有权利的希望，其影响立竿见影，南方各州的黑人奴隶纷纷逃到北方参加联邦军，为争取解放而战斗。事实上这些对美国已产生归属感且自称为“有色美国人”的黑人本来就极其反对离开，现在《宣言》的发表更让他们把海外殖民抛在脑后。

内战结束后，对于南方、北方能否和平相处，林肯并不自信。就在被暗杀前的几个月，林肯还与本杰明·巴特勒将军谈起处理黑人的问题。林肯得知其不可行后，深表遗憾。迁移黑人计划被林肯奉为上策，并制定了详尽的计划。幸而，战争形势的发展，使他的这一计划未能成功，从而保全了这位伟大的“奴隶解放者”。

摘自《世界知识》

1920年以后，国内各高校逐渐开放女禁，实行了男女学生同校。男女同校在当时的中国是实验男女新式关系的创举，面对着来自社会的质疑与保守人士的抨击，学校都制定了苛刻的管理措施，对于男女学生之间的交往也限制得非常严格。例如，上海的沪江大学，在女生的管理上，学校专门设立了女生监学，以监督女生的行为和照料她们的生活。女生宿舍为校内一个独立单元，生活和学习都尽可能地集中在这个区域。宿舍里面楼下有会客室和女生食堂，另外有专供女生学习的家政学习室和阅览室以及女教职员的办公室。楼上则为女教职员和学生的寝室以及女学生健身房和浴室，而监学的寝室当楼梯之冲，“学生出入，无不受其监察”。男生得到监学的许可后，可以在会客室与女生谈话，但不得进入寝室。而女生的信件如果是来自校内，则必须经监学拆阅。在燕京大学，同样有严格的生活规章制度来限制男女同学之间的交往。

因此，女生宿舍对大多数男生来说，无疑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也令他们充满了向往和遥想。他们常把女生宿舍比喻为“东宫”、“西宫”、“紫禁宫”，更有甚者，清华大学的女生宿舍“古月堂”曾被学生戏称为“狐(胡)堂”。一位光华大学的学生曾用诗一样的语言描写本校女同学的宿舍：“女生宿舍被哥儿们称作‘仙宫’，绿的柳丝罩着红楼，馥郁的香味有时会从宫里飘出来。夜里，月从‘仙宫’的屋角后升起，因为是‘仙宫’的屋角，这月，是更美了。”

当这些在男生眼里颇为神秘和浪漫的地方向他们开放的时候，可以想见，这些男生的心理状况。在上海交通大学，1930年学校建校纪念日，被视为禁地的女生宿舍第一次对外开放，男生们闻此消息，莫不眉飞色舞，争着前往一饱眼福。当时有男生在校刊上写道：“的确，三年未开禁的女生宿舍，我们早已视为含有无限神秘了，偶然我们从外面回来，经过这座‘神秘之宫’，便可从画楼一角，笑语喧腾之中，想象到这里面是如何富丽，如何精美，如何令人有可望而不可即的失望与嫉妒，今天呢，居然能有允许公开参观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又谁愿失之交臂呢!”后来，男生接踵而至，女生宿舍出现了“几无插足地”的局面。

与以往相比，1920年以后，在大学校园里，学生已经开始享有更多的个人自由，而且在个人行为上也更大胆。然而，在男女同校的最初几年里，男女学生之间浪漫的关系却很少出现，年轻的学生们也很少有异性朋友。对多数女学生来说，由于缺乏同异性交往的经验以及求爱的风俗，她们似乎变得沉默寡言，而不是大胆放肆了。男生有时候也会抱怨说，女同学太矜持或是缺乏热情。当时在上海大学的施蛰存后来回忆说：“每当上课，总是男生先进教室，从第三排或第四排课桌坐起，留出最前的两三排让女生坐。待男生坐定后，女生才鱼贯而入教室。她们一般都是向男同学扫描一眼，然后垂下眼皮，各自就座，再也不回过头来。”那时和丁玲同学的施蛰存就坐在第三排，然而，同学半年，施只看到她的后脑勺。对于施蛰存等男学生来说，女生离他们是那样近，也是那样遥远。

不过，随着社会习俗的不断变化，这种初期的好奇、谨慎以及隔膜很快就过去了。男女同校给相对严谨、枯燥的男性世界带来了浪漫和趣味，也改变了校园的社交气氛，在许多场合如艺术集会、演讲、演唱会、电影院、剧场、周末舞会、野餐、体育活动、比赛，等等，可以开始见到男女学生在一起活动的身影。尤其是在教会大学，历来有比较重视西方礼仪教育的传统，对于男生来说，女生的出现使得学校关于尊重妇女的西方礼仪大有用武之地。在上海的沪江大学就有人揶揄说：“男生见女生，则让路、启门、让座等事，无时不有。戴外国帽者，遇妇女则脱帽为礼，其烦不可胜言，故在校时，学生多戴中国帽，或竟赤头，藉免脱帽之忙。”

与最初相比，十几年后大学校园已经呈现出了不同的景象。1936年，当沪江大学的学生回忆起往事时，不禁对早年学校苛刻的男女交往规定感慨不已：

讲到交际，从前和现在一比，显然那时是又拘束又小气。

在1923年的年刊上，我们能够找到很好的例证。现在不妨转录于后：“男女学生交际颇称奇特，凡男生致女生信，必须经女学监拆阅，而由邮局寄来者可以不拆。有将信夹在图书馆之大字典内，以咳嗽为号而令女同学前往领取……”

在1924年故态依然。学校当局并新定严厉规则数条。其中最苛刻的是：本校男生只准于星期六下午一时至六时会晤女生。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可是在13年以前却是通行的。

在1926年，校规的严厉依旧不改往年的威风。校规上规定男女二人不得在校内并肩偕行，亦不得同乘汽车外出。校规订得这样琐细，简直把同学做囚奴了。这种苦楚，我们是无法享受的。

到了1927年国民革命成功。一切都趋向于革命化的途径了。可是本校对于男女同学方面依旧有些说不出的“那个”。该年年刊上曾有下列记载：有一次学监召集全体学生，吾等却以为大事将临，屏息静气小心翼翼地坐着，学监开言道：“你们知道那条后路吗?昨日某外国师母茶点后，到她的园中看花，无意往后路上一看几乎晕倒，因为那边有一个中国女子和一个男子在散步。”这种装腔作势、大惊小怪的神情是我们所不敢领教的。因为我们并不需要这种太假正经的生活啊!

翻看一页一页的《沪江年刊》，历史已经慢慢走过。大学校园里森严的交往规定也已经渐渐放宽，学校开始成为一个不仅是追求知识、理想而且也是充满情趣的地方。

摘自《文化、性别与教育：1900～1930年代的中国女大学生》

吾等却以为大事将临，屏息静气小心翼翼地坐着，学监开言道：“你们知道那条后路吗?昨日某外国师母茶点后，到她的园中看花，无意往后路上一看几乎晕倒，因为那边有一个中国女子和一个男子在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