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 辰：敢情他那钱来得容易。

马未都：杜月笙，大字不识，一米六的小个儿，当年上海滩上运输最赚钱的时候，上海十六铺码头别人的船靠岸，全上海没有一个人敢给卸船。你能跟这种人比吗！人家的非凡的组织能力根本不是学会的！再说和王申，那又是什么能力啊！他贪污的钱是国家十五年的财政收入！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能贪污国家十五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也早被崩了八遍了。这人太有才了！他死前写诗的事儿让我感动得不可再感动！

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梅 辰：皇上赐死的。

马未都：给他三尺白绫，让他挂上到中午就得死！人家一上午能写二十首诗，并且每首诗都写得非常精彩。咱有这思路吗？要是你告诉我中午就得死，我这脑袋非一片空白不可，连字儿都不认得了！

梅 辰：人被逼急了都难说。

马未都：和王申是什么人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皇上就赐他一人死，结果他所有的妻妾最后都跟着自杀了。没人逼，都自个儿乐意。

梅 辰：咱刚才说您怎么给自己定位，怎么扯和王申这儿来了。

马未都：我的定位就是说，我，是一个可以转换角色的人，但在转换角色的过程中，我做文人时非常彻底，但做商人时不彻底，夹杂了很多文人的特征。比如，不好意思谈钱，到今天都是这样，貌似一个商人，但骨子里还是一个文人，耻于谈钱。没法跟人去谈一些条件，会委屈自己，在所有的钱的事儿上都不会去争，有多少算多少。

但是我很爱钱。你想，没钱我没办法事儿呀！

梅 辰：您可以委婉地表示一下嘛。

马未都：委婉，怎么委婉？改不了啦！现在相对好一点儿了，能把有些话说在前头了。

实际上我应该有所转变。

旱地拔葱，自学成才

梅 辰：每个人的爱好一般来说都是有原因的，比如家庭影响、环境因素等，您呢？

马未都：我的祖上没人写小说，也没人玩古玩，我完全是旱地拔葱，自学成才。我觉得我喜欢古玩有点与生俱来，我很小就喜欢这东西，我对新的东西不是特别有兴趣，对旧的、过去的东西很有兴趣，我觉得这可能源于我们那个时代的教育。

我1962年上小学。我们那时候所受的教育不怎么完整，完全是一种政治程式化的教育。我上小学的时候没有美学课，撑死了有个画画的课，也只是让你画个五角星、红旗什么的。我不记得我的小学课本里有唐诗什么的，即使有也就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之类最具政治色彩的诗。

1966年，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文革”开始了，在我们刚开始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彻底不学习了。可能是因为过早地辍学反而使我们能够更早地走向社会，通过社会去学习，于是你的兴趣在哪儿你就冲哪去了，也不受学校教育的约束了。

梅 辰：您对历史有兴趣，所以您就自己开始学了？

马未都：我倒没觉得是有意识地去学，都是自然而然的。我印象中1968年，我在北京看《红卫兵查抄成果展览》，我第一次看到金砖的时候觉得特惊讶，我小时候认为金砖至少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砖头那么大，那才叫金砖嘛。看了展览后我才知道所谓金砖才那么大一丁点儿，印象很深。

那时候我就觉得有些事琢磨不明白，就是人类都是向往美好生活的，可当我们面对过去很美好的生活，比如从过去遗留的精美文物我们就能知道当时人们的生活，我们却采取了一种破坏的态度或者是一种否定的态度时，心里就有疑惑，老在想“为什么是这样？”

其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并不喜欢文物，也并不知道什么是文物，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奇怪：“为什么它会引起很多人巨大的仇恨？”因为过去我们都是对人有仇恨，现在为什么对物有那么大的仇恨？我们小时候也有仇恨，比如小孩打架，谁欺负我了，我就恨谁，这都是对人的仇恨，但是人对物有什么仇恨呢？物为什么就侵犯你了呢？不知道。只看见人们咬牙切齿地砸东西，把东西都摔个稀碎。也正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我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