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明德 文/图

核心提示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早在3年前在农民工集中的工地创建了全省首个“农民工一元电影俱乐部”，用健康向上的影视作品占领了农民工业余生活阵地，给业余生活匮乏、单调的外来务工人员送来了精神文化套餐。

然而，好景不长。最近洛龙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爆出因市场不景气，“一元电影”已经退出了市场，改走其他发展路子。公司10余台胶片放映设备、1000余部电影拷贝只能静静躺在库房一隅，“英雄无用武之地”。

昔日热闹非凡的“一元电影”缘何会退出市场呢？“洛阳模式”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一元电影”在公益与商业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尴尬呢？

文化生活匮乏的农民工

“下班没事干，就去‘一元电影俱乐部’转一转”。这句顺口溜是当年在洛阳市打工的农民工自己编的，也真实地反映出了他们的业余文化活动生活。

谈起当初看“一元电影”时的情景，张小伟记忆犹新。几年前洛阳新区进行大规模建设，他和同村邻居从嵩县老家赶到这里进入工地打工。虽然一个月只有不足千元的收入，但这让张小伟非常欣喜，因为只要好好地干一年下来，也有个万把块钱的收入。工地上的活虽然很累，可难不倒这位从农村走出来的汉子，但夜的孤独却让他无法排遣。

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任何娱乐可以消遣的农民工们长期被寂寞和空虚压抑着。他们有一大部分开始涌向路边的小摊边三五成群地喝酒，用酒精来代替娱乐，麻痹空虚的心灵。饱受文化饥渴之苦的外来打工人员享受不到起码的文化生活，以致为数不少的人因业余时间无法打发而感到无聊，有些人甚至误入歧途，沉溺于赌博、酗酒、看黄色录像，滋生了社会治安隐患。

农民工们业余生活的匮乏、单调使他们走向了偏离社会轨迹的道路上。该事件引起了当地新闻媒体的关注，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报道，引起了众多人士的关注。

“一元电影”的辉煌岁月

“一元电影”就是在这种纷乱复杂的情况下诞生的。首创“一元电影”模式的人是洛龙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经理王宝生。谈起当初创办“一元电影”的情景，王宝生显得格外激动。他说：“新区建设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5万余名农民工，他们白天为城市建设出力，晚上却无事可做。我们组织有关人员深入到各工地进行调查，与工地协调场地及用电，并制订为农民工义务放映电影的计划”。

第一次在工地上免费放电影的情景，王宝生记得很清楚：那是12月份的一个晚上，他们组织人员在龙富小区工地的空地上架起两根铁管，挂起银幕，当晚开演时，吸引来了500余名农民工。

还有一次公映，吸引来2000多名农民工。“黑压压的，全是人，那场面特别壮观。”王宝生说，他已经好些年没见过那么多人看电影了。

如何让农民工能在室内场所看电影？公司租了一个农贸市场的大棚，每人次收0.5元钱，开始尝试有偿服务。

2006年６月份，洛龙区文化局和电影公司正式在古城乡焦屯村一处工地上搭起了帐篷，成立了全省首家农民工电影俱乐部。俱乐部每晚放两部电影，收费１元，并购置了凳子，实现了“从露天看到篷内看，从站着看到坐着看”的目标。电影收费后，来观看的农民工数量并没有减少，平均每晚都能达到150人。随即，他们又在古城村组建了第二个农民工电影俱乐部，之后，位于魏东村、马圪土当村的农民工“一元电影俱乐部”也先后成立。

伴随着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逐渐告别了孤独苦闷的生活，走进了“一元电影”大帐棚里看电影。这不但是消磨孤独长夜的好办法，也是一种快乐的娱乐方式。一时间，王宝生的“一元电影”名气大增，新闻媒体的记者也不断光临他的电影大棚，对这一做法纷纷报道。回忆起那段时光，王宝生感慨颇多。他说：“那时候整天都是忙，几乎就没闲的时候。”

作为洛阳市硕果仅存的一家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这个只有11名员工的小单位长期承担着为区内农业人口和部分流动人口放映露天电影、丰富业余生活的重任。为填补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的空白，洛龙区文化局和区电影公司发起了“送电影慰问新区农民工”活动，在古城村等建筑工地上免费放映露天电影。

媒体的大量报道，引起了国家及省市相关部门领导的重视。2005年8月，洛龙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捧回了“全国农村电影工作先进集体”奖牌。那一年，河南全省获此殊荣的仅有4家单位。

河南省文化厅文化市场处有关负责人到洛阳实地调研后，充分肯定了该市的做法，并奖励洛龙区电影公司3套放映机和1个电影放映大棚。国家广电总局领导专程带队到洛阳市进行调研，认为“农民工一元电影俱乐部”针对性强，对丰富农民工业余生活、繁荣农村文化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国家广电总局领导表示，“农民工一元电影俱乐部”为解决农民工看电影难、活跃文化市场、打造文化河南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可以作为“洛阳模式”，总结经验在全国推广。

“一元电影”向左还是向右？

“一元电影”在全国各地的不断推广，让那些曾经在夜晚来临时备受苦闷煎熬的外来务工者感受到了文化娱乐所带来的快乐。但是在那些务工者幸福微笑的背后，“一元电影”却是另一种复杂表情。

据王宝生介绍，“一元电影”不但票价低廉，并且也给来城市务工的人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化娱乐去处，让他们在快乐中接受文化的熏陶。

但这种看似有效的运营模式，也让王宝生产生了困惑。首先是如何保障公司的正常运营，因为职工要吃饭，没钱怎么办？总不能饿着肚子去干工作吧。因为票价低廉，扣除各项开支，每晚上放映一场电影也赚不到几个钱，可是为了让那些务工兄弟们能够有个好的去处，能够排遣他们的孤独、空虚心灵，也只好硬着头皮去支撑。

让王宝生更苦恼的是，由于使用的是16毫米胶片机，放映的画面质量差，声效效果也很差劲。放来放去都是一些老片子，虽然库存1000多部老片子，可每天晚上放两部，时间长了，来看的人都腻了，逐渐人数减少了很多。自创办“一元电影”以来库存的片子放了个遍，还不能解决问题。与周围的电影公司交流片子，换来换去还是些“旧面孔”。外租片子贵，贵也要租，尽量保证每月有两部新的好片子。买新的影片，一个拷贝两年前是1500元，现在涨到了2500元；而且许多电影制片厂主要生产适合影院放映的35毫米片子，已经不生产16毫米的片子了。

精品少，让农民工爱看的电影少。让城市青年叫好的影片不一定能让农民工接受。如果认为农民工总是武打片、枪战片的热衷者，那也是错误的；如果天天给他们灌输早年的传统教育，也起不到理想的效果。

农民工有很大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但其经济条件和消费心理常常阻碍这种需求转变成一种现实消费。在工地上管吃管住，有的农民工贴身衣服口袋里20元整钱能装两个月，舍不得换开，花一元看电影对其来说是很“珍惜”的。而另一方面，有的农民工宁愿花四五元买包烟抽，也不愿掏一元看电影。

王宝生说：“场地不好租，持续开办也需要经济帮助。现有的几个俱乐部的场地都是通过政府协调解决的，我们还想再开办若干个，但一些开发商总是以怕影响施工为由拒绝提供场地。农民工电影俱乐部要想开办好，没有政府、社会的支持是不行的。就拿电影帐篷来说吧，如果买的话，一个2.56万元，单靠电影公司，两年也收不回来成本。一台放映机7000元，数字放映机六七万元，再加上篷内的凳子。一个帐篷使用期也就是两年左右，刮风下雨最容易损坏，要经常维修。天热了，篷内还要通风装电扇，这些都需要投资，但是没钱什么都办不成。”

“一元电影”究竟是该向左走还是该向右走，这个沉重而又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时刻敲打着王宝生和他公司员工。

“一元电影模式”的尴尬嬗变

2007年5月6日这天，对王宝生来说是个痛心的日子，坚守放映了两年的“一元电影”停止了放映。几个放映大棚也从临近的工地上撤掉，望着即将消失的放映场地，王宝生内心充满了伤感。

谈起曾经红火的“一元电影”缘何会退出市场，寻求新的经营模式时，王宝生无奈地说：“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随着国家对农民工生存状态越来越关注，各地纷纷出台改善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的新举措。在新区，大小建筑工地越来越规范，设立了农民工图书室、配置了电视机和DVD机。农民工们的文化娱乐选择变丰富了，‘一元电影’生意却清淡了”。

就在这时，洛龙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放映设备早已“鸟枪换炮”——国家和省市区等部门，先后赠给他们10台先进的数字电影放映机，放起电影来不仅操作更加简便，而且画面更加清晰。

现在，王宝生外出放映使用上了先进的数字电影放映机。虽然音质和图像都比以前的胶片机器效果好，但是没以前的“一元电影”放映场面壮观了，并且还要经常流动放映，这给放映人员增添了很多难题。最主要的是现在他们不能让设备闲着，响应各级政府的号召，免费送电影到田间地头，义务为社区居民放电影，参加广场文化狂欢月活动，王宝生的露天电影放映队重新走回了先前的老路子。

“一元电影”模式的嬗变，使得王宝生和他的团队越来越感到尴尬，他说：“在经济社会中，我们搞商业性经营那肯定不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规定，搞纯粹公益性放映以目前的实际情况又不现实。”在公益性和商业性之间的艰难选择，让王宝生伤透了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