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没有假如

王波清

第一次走进羑里城，是在１９６７年的秋天，那年我１５岁，在被誉为汤阴这座古城第一学府里读书。而那时，从北京到县城的每个角落，正处在一个轰轰烈烈的年代，很多同学致力于大字报、大标语、大串联、大游行的喧嚣中。我家境贫寒，父母没有多余的钱支持我大串联，加上胆子小，几乎与串联绝缘。至于大游行、大字报之类，我当时认为那简直就是“疯子”，就是中国真的出了“修正主义”，你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能奈之何？当学生不上课，又无书可读，总得找一个机会排遣自己吧，于是，我们几个对语文老师、后来成为河南大学中文教授毛炳身先生的崇拜者，便聚集在先生周围，跟随他徒步寻访那些被人们遗忘的古迹、庙宇，探究那些被冷落甚至正在被销毁的文明。

当我们沿着土坡攀上那凄凉的高台，错落的房屋空空如也，很多房屋的门连把锁也没有，只是用一些发锈的铁丝拧住门链，鸟雀们在空洞的窗间飞来飞去，根本不把我们的造访当做一回事。当我们行至一通镌刻着断续相间符号的高大石碑前，先生告诉我们，这是著名的《文王易碑》，那些或断或续的符号称做卦，那些没有标点极难熟读的文字叫做彖辞，是两千多年间人们预测、算卦的根本。先生用他那浓重的开封方言告诉我们，说，这是乾卦，彖辞中说：“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是说天体运行，周而复始，刚健有力，君子就应当效法天，不休止地强制自己，努力不懈，力求进步，造福天下。

那天，先生兴许来了兴致，连连向我们讲了许多卦象和彖辞，但说实话，我真正听懂的很少。我猜想，我另外几个师兄师弟也肯定比我强不到哪儿去。大概先生从我们一张张有些茫然的脸上看到了什么，他不再向我们讲《易碑》了，而是侃侃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令我至今不忘的悲惨故事——

商代末期，周族领袖姬昌继位，他在展开对西北多部进攻，扩大西部边疆，巩固后方的同时，敦促周人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他十分注意“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还宣布不把罪人家属没收为奴，又将逃亡的奴隶一一找回，从而巩固了周族统治的基础，关中平原全部为周所有，周日渐强大起来，已发展成为商王朝的一大对抗力量。因而引起了殷纣的疑忌和强烈不满。此时，九侯的女子献于纣王，九侯女因不喜淫欢，被纣王杀害，并把九侯剁成肉酱，鄂侯对此强进谏言，被纣杀死并做成干肉。姬昌闻之窃叹，被崇侯虎告知纣王，纣王将姬昌囚于羑里。之后又将姬昌长子伯邑考杀害，做成肉羹，强迫姬昌吃下。

这是一个撕心裂肺的故事，这是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故事，扼腕之余，我幻想起无数个假如——

假如姬昌不继承周位；假如姬昌像后来的刘禅那样是个平庸无能之辈；假如姬昌不把周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假如姬昌将周治理有序后超乎常规、超越其他诸侯国的份额向纣王进献美女和珍宝；假如九侯女被纣王杀害后，姬昌大呼“杀得好”；假如纣王斩杀鄂侯时，姬昌高呼“万岁英明”；假如姬昌不是窃叹而是三呼“吾王圣明”，那么姬昌还会不会被囚于羑里呢？我把这些个“假如”告知先生，先生神秘地笑道：“历史没有假如，将来你会懂的！”先生没有责怪我当时的年幼无知和天真烂漫，而是用“将来你会懂的”这句话，鼓励我多读书，读好书，尽读天下有用之书。

自那时起，按照先生的指点，我读了很多书，从那密密麻麻的文字中寻找奥秘，我和同仁们在羑里城那高台地上开展文物钻探，从那藏有陶片、骨片的文化层中探索文明，从那斑驳漫漶的碑文中寻找历史的印记，渐渐地我读懂了有血有肉的史实和道理——

被囚于羑里的姬昌，不顾８２岁的高龄，强忍悲痛，把伏羲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著成《周易》。他以“刚柔相对，变成其中”的浅显道理，诠释天地、人生、万物的变化，讲述当知变、适变、应变的要义，使三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对《周易》奉作至宝，奉作源泉……

于是，在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一些新的假如，假如当年纣王宽怀大度，不疑忌姬昌，假如姬昌８２岁以后的那７年中不是在羑里城被囚，而是在治理他的周国，那么《易经》会不会出现呢？我不得而知。

由此联想到后来许多典籍的产生，诸如孔夫子的《论语》、孙膑的《孙膑兵法》、司马迁的《史记》、曹雪芹的《红楼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还有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