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有一年，北大开始考试了，考的是英语。一大早，众人都一窝蜂地往教室跑，有一个人也跟着跑。后来，答题了，别人刷刷刷写得贼快，这人却纳闷了：怎么自己偏偏不得劲，好写歹写，就是不成！回头一看，他才发现：原来别人捉的是钢笔，他操的却是毛笔！毛笔怎么能写得快英文呢！这人不是别人，就是废名。

废名念的是英文。在英文系，有个老师叫叶公超，很有名，２３岁就当了教授；废名有个同学叫梁遇春，也大大地有名。废名年岁偏大，比叶大３岁，比梁大５岁，真不小了。

废名入学晚，成名却很早。差不多是刚进入北大吧，他就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长日》（1922年10月）一出版，他就开始有些名气了。名气有了，名士派头就来了。他开始逃课，几至无课不逃，以至于数十年后，已贵为台湾高官的叶公超忆及这位弟子时还记得：“他那时候老是不来上课，穿着一件长袍就往外走。”废名念完预科念本科，按说也能顺顺当当地毕业。不意在1927年，因为张作霖占据北京，解散北大，他就气鼓鼓地退了学，卜居西山，到乡下教中学去了。后来，局势稍靖，他又回来接着念书。这样，当他的同学都开始教书了，他还在念书。

废名是读书坯子，哈代、塞万提斯、艾略特，尤其是莎士比亚，都被他死命地读过。他有着外国文学的根底，又有古典文学的底子，在洋书和古书中摸爬滚打几年下来，写起白话文来当然是如履平地、一马平川。果不其然，这用惯了狼毫毛笔的手，操起蝇头钢笔，简直就是牛刀杀鸡了。废名书而不呆，他那时候就给一些刊物写过东西，甚至与人合办过《沉钟》。后来，《沉钟》成为著名的刊物，同道们亦成了著名的人物，其中就有冯至、陈炜谟，还有陈翔鹤、杨晦等。

不料，正值文名大盛的他，却在1932年突然搁笔，不大写了。他这不写，真是可惜了！而同样是在北国，差不多与他同龄的另一个人——沈从文，却在文坛上冉冉升起。今人无法想象，如果废名也能和这个湘西人一样，一口气再接着写上十几二十年，会是什么样子？

起初，这个湘西人是学废名起家的，日后等他成名成家了谈到这位老师时，沈氏一反那惯有的温和，简直有几分“酷评”的味道了。其实，在那些年，沈从文和废名、台静农一样，都是接过鲁迅大旗继续写乡土生活的大将。三人皆以多情的笔墨，描摹着中国最后的田园牧歌，为传统的“乡土中国”吟唱着最后的挽歌。然而，废名是从书斋黄卷中熏出来的，沈从文是从山野行伍中跑出来的，阅历不一样，气质自然不一致。废氏把小说当诗写，沈从文把小说当小说写；废名文气重，锋芒内敛，沈氏野性大，才气外逸。读起来，当然是后者更顺溜、更过瘾。最后的结果就很不同：沈写了二十几年，在文坛上声名大振、呼风唤雨，沉寂三十年后还能东山再起、夕阳复红；而废名就没有这份荣光了。要知道，他毕竟比沈少活了整整二十年！

废名不写作了，原因是他突然对佛学感兴趣了。那时候，佛学大盛，远的如欧阳竟无大师不说，单是在北大，参佛、信佛、研佛的人就不少，有梁漱溟、蒙文通，还有马一浮、汤用彤。废名的隔壁就是熊十力，也是个大佛学家。这下可好，两个湖北佬凑在一起，日夜谈佛。有一次，二人吵了起来。废名说：我代表佛，你反对我就是反对佛！熊十力说：我才代表佛，你才是反对佛呢！声音越来越大，旁人就听得很不耐烦。这时，吵架声却忽然没有了，近前一看，二人却是打了起来。打完了吵，吵完了打，再打再吵，没完没了。废名个子高，但很瘦，所以也不能将熊老前辈就地放倒。“君子动口也动手”，此之谓也。周作人曾多次引用大沼枕山的汉诗：“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废名显然深得周氏神韵，有那种六朝人物的风流，其文更有晚唐诗歌的神采。对此，周作人当是心有戚戚焉。废名的书，差不多都是由他来作序。

在第一部书《竹林的故事》中，废名便说：“我在这里祝福周作人先生，我自己的园地，是由周先生的走来。”周氏呢，亦同样是看重废名的。周氏一生为经师人师，所教之人何止百千，但他对废名独有偏爱。在那堪称杰作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总结“五四”以降的散文时，周氏直言：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个水晶球样，虽是晶莹好看，但仔细地多看一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而这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周氏决不轻易赞人，其时更已贵为文坛北斗，这在他是很高的评价了。甚至在1943年的春寒之时，早已“失足落水”的周氏对其爱徒还是念念不忘，遂撰《怀废名》曰：“废名之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但“所写文章甚妙”，“他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现在想起来，不但有今昔之感，亦觉得至可怀念也。”

废名有旧学的底子，又有西学的修养，还有佛家、道家的情趣，中土、西土、梵国三种文化就在他身上交织起来。儒释道合一，散文、小说、诗歌合一，确为文坛异数。环顾晚近文林，大概只有李叔同、许地山可与之一较高下。他虽时写时辍，正经的写作不到十年光景，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写就了《竹林的故事》《桃园》《桥》……几乎都是上品。哪怕只有这几篇，废名就足以为废名。

那时的文坛，废氏独步不群，一时无两，其影响不能算小。朱光潜、李健吾，外加周作人，三大一流的批评家都为之跃动。朱氏更是激赏道：废名先生的诗不容易懂，但是懂得之后，你也许要惊叹它真好。然而，也正像朱所说，其文如此之古奥，大概难逃“曲高和寡”之命。果然，一切不幸被言中：日后的几十年里，其文不时被三两行家视如至宝，但于大众则一直湮没无名，这与某些所谓“大家”适成对比。

抗战爆发后，北平城的名家大腕便走的走，逃的逃。当然也有留下的，比如钱玄同、沈兼土、钱稻荪、张岱年，甚至他的恩师周作人、朋友俞平伯也留了下来。废名不然。他不甘居日人之篱下，就走了。这个湖北佬自己解放自己，回老家教书去了。大学（而且是北大）教授去当小学教师，大概也只有这湖北佬愿意。然而，他甘心。这一教，就是十年。这十年，荒废了他，也成就了他。所谓成就，主要是他得以重操旧业，继续自己的文学大业。

抗战胜利后，成了落水狗的胡兰成，居然也开始拉拢废名。废名却不待见他，又回北大了。

后来，这个研究过佛学的教授被调到了东北。“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这样的大手笔，只能写这样一些小文章，可惜了。而今，念其人，阅其文，确不免令人寄慨遥深。

在所有关于废名的文字中，第一等的文章或许有二，一是乃师周作人的《怀废名》，一是其弟子张中行的《废名》。前者行世于其生前，后者诞生于其身后，作者皆文章高手。废名的造化，在于他能在散文之外另辟一途，走上小说的路子。此道惠泽深远，怕不止濡染了三两人、五六人。然而，真正深得废名心法的，是汪曾祺。汪对此亦不讳言。

摘自《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