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雯丽：那是后来跟吕中老师学的。因为我们当时拍《 霸王别姬 》的时候，吕中老师正在拍田壮壮导演的《 蓝风筝 》，所以我们都在北影的仿青楼住。后来我听说吕中老师在舞台上演过妓女，我就跟吕中老师请教，这回怎么去把握。吕中老师就说这个眼神非常重要，说妓女可能首先用眼睛去勾人嘛，斜着眼睛看人，挑逗，眼睛只要一斜，就有一种挑逗的感觉，说你怎么着都行，其实是有那个意味在里面。我觉得哪怕是演这几分钟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我记着在拍地坛一场戏的时候，有一个以前的嫖客就说这不是艳红吗。我带着那个小孩一起往前走，他在后面追我，我没理他。我把他一推，还往前走，他就在后面骂我，说臭婊子。我当时走过去了以后，机器留在那个人的脸上，我听他在那儿骂我臭婊子，我心里特难受，觉得特委屈，怎么能这么骂我？那个瞬间我觉得自己特别受侮辱，很快我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呢。

杨澜：但是演这样一个与自己的真实生活和性格相差特别远的角色，会带来一种特别的快感吗？

蒋雯丽：我不知道。我其实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就特别想演一些有个性，有特点的角色，就是不要演那种特温吞的，水一样的。

杨澜：好，是不是你对那些有点难度的事，就特别想去挑战？

蒋雯丽：我其实是喜欢对自己有些挑战的东西，只希望每一个角色实际上是对我有一些新的挑战的，否则可能会觉得没有太大的创作热情。

杨澜：那你创作的热情一燃烧起来，顾长卫还受得了吗？就比如说你在演戏这几个月当中，你会完全投入到这个角色当中去吗？

蒋雯丽：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游离的状态，就是跟平时生活中的自己不一样，但是跟角色本身也是不一样的，处于一个中间状态，那个中间状态就是随时可以到角色里，也随时可以到生活里。

杨澜：其实蒋雯丽真的是一个很果敢，能够豁得出去，能够为一个角色、为一件事情非常投入的女性，不过我不知道这样的性格是不是凭空而来的，还是跟她从小的生活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她出生在蚌埠，关于她的成长故事我相信很多朋友也知道，她在一次高考落榜之后，就上了技校，是吧？后来就分到蚌埠的自来水厂当工人。我记得你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说我就是当时不想认这个命。

蒋雯丽：实际上人是这样的，生活把你弄到最苦难的时候，你就希望要有一个力量去挣扎，那么实际上如果你一直生活得挺好的，你可能就没有那个力量。我当时在自来水公司工作的时候……

杨澜：你觉得自己挺苦难的，是吗？

蒋雯丽：实际上是我不太会跟人相处，本来领导、工会啊还都挺重视我的，因为我实在不太会溜须拍马或者是怎么样，反正最后是把我弄到泵房里去了。因为我们三水厂在淮河边上嘛，离蚌埠，离城市开车大概还有一个多小时，属于郊区了，在非常远的地方，每天要坐厂里的车去郊区。我印象中就是年三十的时候，城里边放着鞭炮，噼里啪啦的，我们在远远的郊区的小泵房里，看着仪表，穿着军大衣，屋里生着煤炉，然后就看着哗哗放着鞭炮。这是特别遥远的一个事情。那个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我一定要努力，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不能一辈子这样，我不能一辈子这样。

杨澜：但是一个女孩子只身来到北京，从学校毕业以后，一下子进入一个有很多诱惑和很多人际关系的大的演艺圈，那个时候有没有一种孤独无助的感觉？

蒋雯丽：是特别的孤独。因为考试的时候，好像没太注意，考试的时候是五月份吧，实际上开学的时候是九月份，我突然感觉天怎么那么高啊，一到北京，哇，觉得天高云淡，特别开阔，所以心胸一下就开阔了很多，但是实际上一个小城市的我，家里跟文艺毫不沾边的这么一个人，突然掉到了这样一个环境里，电影学院应该算是一个艺术院校，也是个贵族学校了，学生很少，而且大部分的子弟都是这种圈子里的，家里都有这种背景，所以其实我就等于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

杨澜：会跟同学闹别扭吗？

蒋雯丽：不是，不是别扭，其实是很孤僻，就是自己很自闭，很少跟人说话。现在同学见到我，都说我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我那时候认为演员，包括我接触的演员，包括学校的同学都是那种很热情、很奔放，就是说让当众表演就当众表演，我呢特害羞，我都说不出来。所以我就觉得心理障碍特别大，我想我肯定是入错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