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后一位辞世的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学术大师的弟子,蔡尚思让人记住的不只是他多年勤奋铸成的等身著作,还有独立治学精神和乐观积极、淡泊名利的生活态度。他平生治学以古典文学为基础，史哲结合为专业，以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为重点，系列著作《中国思想研究法》、《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中国文化史要论》等，在学术界影响很大。

1905年,蔡尚思出生于福建德化,很早从父通读四书五经。青年时代的蔡尚思酷爱文史,尤喜吟诵韩愈诗句“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20岁那一年,他看到报上有清华国学研究院招生的消息,即打算以同等学力资格投考。面对父亲的阻挠、乡亲的劝说,蔡尚思只有一句话:“我宁愿到北京饿死,也不愿留在家乡平安地过一生。”他负笈北上,因途中遭遇闽南战事误了考期。蔡尚思并未灰心,先后到孔教大学和北京大学自由听课,接触到不少当时享誉全国的名师。晚年的蔡尚思曾在自传中谈起对诸位老师的感念:“师长方面,首推郭鹏飞的勤于为我改作文。王国维的教我治经学与勉励我不可自馁自限。梁启超的鼓励我成一家言与研究思想史。陈垣的教我言必有据,戒用浮词。梅光羲每两星期必从天津到北京讲学,来枉顾一次,最鼓励我治佛学。蔡元培在教育行政上的做出最好榜样与常介绍我教大学。柳诒徵的给我多读书多搜集史料的机会与经常为讲近代掌故……”

1934年,整整一年,一位年轻人几乎天天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读书达十六七个小时。他读完了除诗赋词曲之外的历代文集数百万卷,从中抄录中国思想史资料数百万言。他还曾先后在沪江大学图书馆和合众图书馆常年住读,并将图书馆视为“太上研究院”。

蔡尚思是一位率真的学者,在学术圈是出了名的敢言之人。“文革”中,蔡尚思遭到批斗,家前后被抄十多次。他曾拒绝为2000多“革命听众”讲 “儒法斗争史”,并针对一位权威人士撰写的儒法斗争文章,毫不客气地指出其对荀卿言论的歪曲。蔡尚思还发表署名文章,认为应对孔子“一分为二”,不可将孔子与“历史孔子崇拜者”混为一谈。“文革”结束后，蔡先生秉持“解放思想,繁荣学术”的主张,积极呼吁对孔子思想开展百家争鸣的讨论。

蔡尚思在复旦教中国思想史课时，上课基本不用讲稿,一口闽南普通话,引经据典,口若悬河,讲到激动处还会手舞足蹈,从讲台这头走到那头。尤其在讲到近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时,因为蔡先生和其中的许多人都打过交道,有很多亲身经历的事情,讲起来尤其生动。他认为“治学之道,首要的在于多读书。”因而，他会开很多书目给学生，让学生两周向他汇报一次读书心得。

蔡尚思先生对学生的关心不限于学业上。让曾在蔡先生身边当过15年助手的复旦历史系副教授吴瑞武难忘的是:一个寒冷的冬天,蔡先生去北京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请吴瑞武到北京帮忙。蔡先生在北京见到吴瑞武的第一件事不是谈工作,而是径直把他拉到王府井大街,自己掏钱为吴瑞武添置了御寒的衣帽。

蔡先生一生清苦,不沾烟酒不喝茶。去过他家里的人往往不太相信这就是一位知名教授的住所:六十几平米的屋子中挤住着蔡先生和儿子、儿媳还有孙女好几口人。家具都很陈旧,甚至没有一台空调。

对于名利,蔡尚思看得很淡。任副校长时，蔡尚思在家写稿子，给读者、青年学子、朋友寄信，从不用公家信封信纸、稿纸和邮票，全是自己掏钱买。蔡尚思当领导时没有任何待遇上的要求,退下来后,除了去华东医院看病,他从不使用学校派给他的小车。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只身到江西三清山旅游,一群小青年看他健步登到山顶,出于好奇,猜他的年龄，60、70、80……他们没有想到, 他们面前的这位精神抖擞、满口闽南普通话的老人时年86岁!

回到招待所,蔡先生颇为感慨,写了首题为“忘年人”的诗:“忘年人,耆老如青春,晚上如早晨。生活过难关,常令人感叹,不怕饥寒,不怕艰难。思想求日新,只知路向前, 不迷神仙,不迷圣贤。治学意志坚,自甘做异端,不愿效尤,不愿守残。注意健身,锻炼贵野蛮,不避高山,不避冷泉。一切做不完,非如山有巅。忘年人,忘年人。”

摘自《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