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摸透了冯玉祥的脉搏，他听后笑嘻嘻地端着杯子向冯玉祥走来：“焕章兄，这几年第二集团军辛苦了。”

冯玉祥趁机便向蒋介石哭穷。

“我考虑好了，先赏给你们50万硬币，以后再慢慢接济。”蒋介石不急不慢地对冯玉祥说。

冯玉祥心想：这蒋介石挺随和，又懂人情，看来只有靠他了。

“焕章兄，你在想什么？”蒋介石不等冯玉祥回答，接着说，“刚才你讲南赤北赤大集合，很好。是的，我们要继续北伐，而且要团结。武汉方面的事，也要你通通气，多劳驾你啦。”

从蒋介石的口气看，他要改变斗争策略：即由原来的“宁汉对立”转变“宁汉合作”，而这个中间说和人便是冯玉祥。其实，这也是冯玉祥的想法。

月21日，冯玉祥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合作，使武汉国民政府陷入孤立境地。

徐州会议之后不久，“宁汉合流”。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事变，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与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相呼应。蒋、汪对共产党的联合屠杀行动正式开始了。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向着相反的方向急转直下。共产党人的处境十分危急。“清共”运动

1924年10月，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了“北京政变”，驱逐了贿选总统曹锟，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冯、胡、岳联合组成国民军，电请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议会，但遭到临时执政段祺瑞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极力反对。后来，在强大的压力下，冯玉祥通电下野，避入京西天台山，以示消极。

1925年1月，孙中山派徐谦到天台山说服冯玉祥。经多次交谈，徐向冯透露了他和李大钊曾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几次同苏联大使加拉罕交换意见，苏联表示可以给冯以无偿援助的情况。冯玉祥愉快地接受了建议，到张家口就职。

同年2月，应冯玉祥的邀请，徐谦、李大钊多次到张家口与冯玉祥会谈，并安排了与苏联驻中国第一任大使加拉罕见面以及军援、冯的访苏问题。

1926年5月9日，冯玉祥一行扺达莫斯科，开始对苏联进行参观访问。在苏期间，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当时的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蔡和森曾给冯玉祥讲授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要回国时，冯玉祥正式邀请蔡和森回国参加西北军的领导工作。蔡和森对冯玉祥说：我在莫斯科还有未完成的工作，不能马上离开，将来我一定去你那里。我想介绍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的刘伯坚给你，他是我在法国时期的同学。

翌日，刘伯坚拜访了冯玉祥，此后并给他讲了几次课。从此，二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以后，又随冯玉祥回国。同刘伯坚一起回国的还有邓希贤（邓小平）。

1927年7月14日，冯玉祥在总司令部给刘伯坚送行。当时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传令兵的刘登瀛回忆文章说：刘伯坚临行前，冯玉祥亲自到车站送行，两人握手告别。当时，刘伯坚还赠我一块银元留作纪念。不料数年之后，他在贵州锒铛入狱，为革命牺牲，这块银元竟成为我们永别的纪念。

在同一天被“礼送出境”的还有：西北军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邓希贤、冯玉祥的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等苏联人、马鸿逵第四路军政治处主任刘景桂（刘志丹，1903～1936）、孙良诚第三路军政治处主任宣侠父、石友三第五路军政治处主任方仲如等。

在“清共”过程中，冯玉祥采取不把事情做绝的办法，凡是共产党员的，根据职务高低，发给不等的路费。当时在第二集团军政治部工作的李世军回忆文章说：冯玉祥将军队中的200多名共产党员和在他辖区内工作的地方党员干部40多人调到郑州，宴请他们吃饭。饭后对这些人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帮忙，你们要反蒋，我要和蒋合作反对张作霖，那你们愿意到哪就到哪吧！

据军需人员说：冯玉祥送给刘伯坚1000元，科长通常每人100元，其余每人50元。尔后，用一个闷罐子车皮把这240多人拉到了武胜关。这些人大部分去了武汉，少部分到了西北地区。

冯玉祥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女儿冯理达在64年之后，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我全家都是共产党员》的文章，用多年的经历赞颂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几十年来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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