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更不会想到，被他“礼送出境”的邓小平，几十年后会成为世界级的政治家，会成为中国人的领袖，会亲自接见他的子女，会对他作出那么高的评价。

1982年9月14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冯玉祥的子女冯弗伐、冯理达、冯洪志、冯颖达、冯洪达时，曾说起当年“清党”之事。

邓小平一见面，便问：“弗能呢？”

“大姐已经去世了。”妹妹们回答说。

冯弗能是冯玉祥的大女儿。

“呵！”邓小平惋惜地轻轻叹了一声，“弗能是我在苏联中山大学的同学，她是我们班上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吧。当时，有两个人是我们班里最年轻的，一个是冯弗能，一个是蒋经国。”

邓小平还说：“焕章先生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

邓小平回忆说：“我同刘伯坚应焕章先生的邀请，从莫斯科回国到第二集团军做政治工作。”

也许，“礼送共产党员”，反映了冯玉祥对共产党“藕断丝连”的一种心态吧！

鲍罗廷在郑州

192年6月5日，武汉政府解除了鲍罗廷国民政府顾问的职务。这位职业革命家意识到，他在中国的政治生命就要结束了。这年，他43岁。

7月27日，鲍罗廷与30名随行人员在一支仍然忠诚的部队和私人卫士护送下进了武汉车站，登上正在等候他们的专列。宋子文、汪精卫等武汉政府官员也到车站送别。鲍罗廷与他们坐在车厢里，一面喝茶，一面交谈。汪精卫礼节性地请求鲍罗廷继续留下，被他拒绝。汪精卫拿出一封事先写好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友好感谢信”，鲍罗廷接信后表示了感谢。但他还蒙在鼓里，汪精卫早给冯玉祥发出了电报。

鲍罗廷，苏联人，曾先后在十几个国家从事过革命活动，是共产国际最活跃、最能干的职业革命家之一。他到中国之前的20多年政治生涯，一直处于秘密或半秘密状态。1903年，他就追随列宁的革命事业。从1904年开始，列宁多次派他到欧美国家发展共产党组织，也因此多次遭受逮捕和坐监。瑞士、拉脱维亚、芝加哥、墨西哥、柏林、伦敦等国家和城市，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鲍罗廷于1923年10月到达了广州，很快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1925年4月，苏联驻中国第一任大使加拉罕，令鲍罗廷到张家口与冯玉祥会谈。同月21日，鲍罗廷在张家口与冯玉祥会晤了一天，就苏联向冯玉祥提供武器装备、接纳苏联军事顾问及国民党政工人员问题达成了协议。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篡夺了国民党的领导权，表面上十分尊重鲍罗廷。他在黄埔军校对教员和学员说：“总理虽然死了，总理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先生还在这里，就同总理活着一样，我们都要诚心诚意地服从鲍罗廷顾问，就像服从总理一样。”为了争取苏联支持和鲍罗廷的信任，蒋介石用三国“遣子入质”的办法，把十几岁的儿子蒋经国送到苏联留学。但好景不长，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员的行径激怒了鲍罗廷和苏联人。

“宁汉分裂”后，南京政府出3万美元的高价悬赏鲍罗廷的人头，几万张印有鲍罗廷照片的悬赏布告贴满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宁汉合一”后，鲍罗廷被武汉政府免职，摆在他面前的只有回国一条路。而回国的路只有三条：第一是沿长江南下到上海，尔后乘船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但要经过蒋介石的地盘；第二是乘火车到张家口，在那里转汽车到苏联，但要经过张作霖的领地，况且鲍罗廷的妻子已被张作霖扣留；第三是从武汉北下郑州，向西通过戈壁出境，但要经过冯玉祥的地盘。

对鲍罗廷来说，经上海或张家口离开中国都太危险了。尽管他患着疟疾，身体瘦弱，摔断的胳膊依然打着石膏，他还是不得不进行穿越戈壁沙漠的危险旅行。就是这样，还需要花时间做准备。此外，他不想在范娅的命运决定之前离开中国。张作霖决心按密谋反对北方政府罪将她送上法庭，对她的审判于6月13日在北京开始，但已休庭，复庭一再推迟。但对她的指控可能会带来无期徒刑甚至死刑。7月12日，范娅莫名其妙地被释放了，是那位法官背着张作霖释放的。等到张作霖知道并大发雷霆时，传说那位法官已携20万美元逃往日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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